主义，唐人掠其美（或恶？）。[54]废秦刑典，用周变秦，亦于魏晋之间。王郎之拒曹公，儒化刑政之最后胜利也。唐人通盘继之，无所创益，面目迥异汉狱纯用秦政、文法吏自成阶级与儒生齐，列朝于唐仅补缀耳。

儒学和平演变，唯有自政治表层深入社会家庭日常生活，始能牢不可破。貌似抛弃政治者，实为民间设想转为既成体制，已失争议价值。无此日常儒学及其家族传承主义，华夏未必不效罗马，沦为地理名词，奉山河于用通古斯语、信佛教，以普六茹、树洛干为习用姓名之新邦。成败臧否，殊亦难言。

附注：

六朝门第有“社稷之忠”理论，大意敷陈“晏子不死君难”说，以为君主有二身：死社稷者，社稷之臣从之；死私怨者，私属腻友从之。为士人者，自署于私属之列，不知廉耻也。南朝之多“好臣”于“岁一易主”之日，不断运用上述理论。

六朝及初唐君主于此论不甚惬意，拔寒人、用蕃将为其抵制手段。貌似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者忠诚度高，杀身殉君（秦缪所以为“缪”者）、事君以私，为太子所不甘为、儒臣所不能为，宋齐二明帝、梁武元二帝、唐太宗玄宗皆有切身体会和无限感慨。藩镇多以蕃兵成，“我胡人也，忠一人耳，不知有他”台词反复现身，无论勤王拒畔，还是从主谋叛，皆以“忠一人耳”为理论依据。

延及后世，乃有金世宗、元世祖之“南人（汉儿）多智，毕竟自家骨头根底”学说。北洋诸将之“北人诚朴忠信，是以得国，教部诸公新文化乃南人欲以机诈覆我民德”学说，现今之“知识分子就是心眼多（或上海人就是小聪明），还是工农干部（或北人）靠得住”言论，可相发明。

唐承北朝方兴之气

“六镇之乱”[55]之于元魏，袭用“永嘉丧乱”[56]之于典午脚本，而成败相反。洛邑公卿门第养六镇，即汉魏之加恩南单于、乌丸，以降虏熟蕃为备边主力，捍御其生番阶级兄弟，驯犬驱狼之政治版也。降虏，阿拉里克辈也，甚合汤因比之“外部无产者”定义，其心常异，一朝“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无产者联合起来”，则“压迫者必将发抖”“青衣衔璧何年返”“红粉哭随回鹘马”矣。自然士大夫并非白痴，儒家保守派尤重历史经验主义，驯犬之术与时俱进，甚合生态学“红色皇后”竞赛之义，而官僚化、集权化于此拉锯战中日益深密，酷似肝肾硬化于免疫、外菌拉锯中进展。蛮族阑入，于他国有反官僚、反集权功能，于中土无不为官僚化加速剂。作因于此，来者尚多，其中关键，皆在士大夫以“历史制造者”自任，以历史路径为实验原材料，且乎经验技巧日益老练。

六镇社会政治组织为“种落制”，即征服、殖民前之贵族封建，与先周、前辽、前金、塔西佗心爱之醇德蛮夷有若印刻。此辈一旦得国，自然反应即化家为国，循部落贵族家长旧制，论爵封土，自有成周规模、荷马英雄时代、西欧领主社会自然沉淀产生。文士（候补）-官僚（转正）阶级乃晚期成熟衰老文明千锤百炼之产物，非鸿蒙童稚所能胜任愉快。然则有士大夫阶级在，历史进程骤然加速，试管婴儿越子宫而呱呱坠地。华夏二期文明[57]以此得免千年黑暗之苦，汉土山河得免沦为地理名词，然则亦失却别开生面之难得易失机运。麦考莱云：“西欧以封建黑暗为代价幸免于戴克里先中国式路径。”

永嘉士人以附方伯，诸王争开府，招夷酋充选锋为急，其意态犹天下原不出吾辈手心，纵犬互噬，意在其主。虽江统先见[58]亦不过忧后汉羌乱重演，绝不信“动物农庄”真有现实可能性，及至天荒地变，居然被迫于“动物农庄”苟延残喘长养子孙，其创深痛巨有难言者。北朝士人无所依恃、无地可避，政治敏感性不能不内化入骨髓。

晋匈奴属国、魏六镇弓马称兵内向，原系早晚之事。彼以封建之习，敬骑士之花马上身先士卒、帐下敕勒悲歌，视文士官僚为无勇无德临阵而怯之妇人孺子、弄笔墨恃轻险用权诈夺沙场健儿血汗之劳者。洛京官僚则爱豪奢、慕风雅，以近日为尊、巧言为智，州县且不入法眼，边镇者，匹夫无品者、戴罪失路者收容所也。直“汝，家奴耳！”一国有两核心价值观，未有不决裂溃败者。

尔朱氏河阴屠杀[59]，重演匈奴屠各入洛之举，无非外部无产者“要扫除一切寄生虫”阶级感情之自然体现；而山东豪俊反应与之大相径庭。前者幸中央溃灭，庆地方解放，喜蕃兵之劲悍可为吾吞邻郡用，争相招纳，竟如“那时谁会信他们能有效治理一星期呢”？[60]后者乃于不足二年内，行齐鲁赵魏士族总动员。高封崔李诸大姓自前燕入邺、南燕据齐以来，以经学周旋南北列国，今则全体跨马控弦，号召勤王。天下汹汹，洛京其地如掌。

自关东诸名士联兵讨董卓以来，未有类此者。灵太后母子童昏乌足致此耿耿之诚，实北朝门第“不吃二茬苦”之最后底线凝固为阶级意志也。元氏懿戚列在州郡，欲效八王开府者众，招引外兵亦非所嫌；而山东豪俊互无统属，竟无应者，反拥首鼠奴贼高欢。其步调之一致，足见本非有爱于元氏。

所勤之王，乃在洛京所系之官僚集权制及其文治主义。“吴儿老翁”（萧衍）已据江东正统，北朝士族无路可退，铭记永嘉反面教材，“不计一切成本”即为诸公心术。“择明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