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乱投医，以高家父子之淫昏无志，得天下之易有若是者，曹公、寄奴真当妒杀。然自大族根本利益计，“殷州妥协”共同纲领业已诚实奉行，他非所计。

高齐一代二元体制，“主昏于上，政清于下”，即晋阳胡化宫廷（不容废帝，“汉儿不类我”）惩其匹夫之怒，委政于邺都儒学世族。文宣一朝，“制度建设”斓然可观。隋唐虽出武川，官制刑政反以东齐为轴干，有其不得不耳。立制最能体现阶级意志，北朝儒门之集体定策，自太和至于天保，百年一贯，端在夺州郡强中央，以诠叙理清议。魏晋万众瞩目之中正渐沦闲职，吏部权倾天下，部曲退居后备，军府尽入考功，文法吏退出历史，儒化先于行政列为定论。隋唐之“老吏抱牍死”，始于魏世祖，成于齐文宣。魏齐隋唐四百年立国规模，实乃北朝士族政治遗产。

若“二度封建”“领主论”为实，山东豪俊当以皇室集权为假想敌，各据州郡，推动地方军事化、世袭化。勤王之日，此事无难。然察其所欲：自信有能力掌握一切文治；不畏集权，反以官僚机器为儒化汉化工具为我所用；视武化为必要邪恶；视握州郡而称兵内向之寒人军功集团、蛮族封建种落私军为主敌；为剥夺二者生存空间，不惜去一切私军，复归文治。此道确有实效，隋唐盛运之宪法缔造者，首在封隆之、李德林诸公，苏绰、苏戚父子尚居次位，隋帝唐宗不过摘果园工而已。

关陇门第身即政权，且系晚近历史人为制造，不足承载历史传统，能有文化遗痕尚在盛唐夺柄之后。山东士族承东京之旧，居人篱下，处境维艰。政治乃其生死存亡之急，而非习智求名之术，故所取皆在经术、法学、“罗马式”实用之术。其意态保守，重经验轻学理，留恋东京章句记诵之学，心疑魏晋新学；然智术不足驳之，仅得以就“学理一钱不值”之“社会效益论”自说自话。非但为南士所轻，后人亦不重其保守粗浅平庸常识之学。当时海内无限崇拜，人主呼为“天上人”，但求今生得见一面之名儒，于今不过乏味常识家，路人不知，六朝史外寻常史家亦不知，然此学最能为中等人沉默大多数说法，最适于庸德谨慎保守稳健之行政官而养国家元气。国事，庸浅芜杂同义语，为庸人设不为才子设，古今同理。

江东士类承魏晋主流，宽裕优越，以智术相尚。才人天然为极端个人主义者，非入文辞，即析玄理，不如是，不得尽其智，而阶级团结力、社会动员力有退无进。一入北土，皆有麟凤之望；身居南朝，居安相倾相忌，御外则丑态百出。玄晖（谢朓）、隐侯（沈约）、子山（庾信）、王褒、江总之流，于君国皆有惭德，其所为皆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