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必有大量汉民。明兴，亚述式大流放横扫全国。[136]凤阳花鼓、洪洞槐树之对应物有二：迁口外居民以实内地；强制内地胡人改汉名，联姻汉民。顾炎武痛心疾首，哀名族汉姓之杂糅。明初武臣为胡人改汉名者畸多，不逊于唐。无限同化能力倘若存在，此时已不足以安天子心。

五代辽金口外居民有延续性，中原内战不断驱民出塞。辽亡，郡县北界已逾民国以前任何时代。此类居民后裔若非为蒙古所杀，势必为明人所徙。

隋末唐初，避内乱出塞者亦以百万计，似乎并未贻北狄重大政治问题，而番将胡兵与唐五代相始终，余波及于杨家将-河东吐谷浑集团。开边问题雇佣番兵问题；藩镇问题番兵不能汉化问题；废藩释兵无胡化即无战斗力问题。[137]

五胡北朝，胡人贵族集团与东京儒化世族共治，演为隋唐政治及战斗力基础。同时，内战不断驱逐失败者出塞，而后无声无息，唯有解为胡化泯灭。

汉魏徙戎保塞，实质在于驯犬御狼，终至狼犬合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然内地生育率下降（意义体系崩溃之确凿证据），光武以来积极解除地方武装、推行内地非军事化，依赖雇佣兵乃迟早之事，而胡兵永远构成雇佣兵之最忠诚、淳朴、善战部分。此际，中原人口衰退，未有可靠出塞记录。

战国秦汉期，塞内外文化断层尚不存在。匈奴体制不同于鲜卑突厥，显系战国之余，酷似鲜虞、中山、楼、代[138]之属。相邦（即汉之相国，避高祖讳而改战国旧称）领袖百僚，王室多行儒道。当时儒道犹有宪制意义，并非君主个人偏好，实为贵族封建制投影，证明法家—官僚集权制—军国主义发育迟滞。鲜虞、中山于列强竞相废封建、立郡县之际大行儒道，启赵主父（赵武灵王）觊觎之心，即为显例。此时夷夏犬牙交错，尚未一线隔绝。赵王历代联姻代人[139]，其大臣尤多异族。汉家刻薄寡恩、单于宽待降臣，本身即有封建、专制之别。匈奴若能于景武之际问鼎咸阳，其效力犹近于封建宪制-多国体系复辟，迨周之薄海、楚之临河、秦之叩关[140]顺流而扩大，非后世胡汉文明战争可比。然武宣杂霸王道、阳儒阴法，历史步入终结；鲜卑代匈奴，即无责任阿米巴组织取代负责任复杂组织，此后不再有路径选择机会。

汉匈战争实质后果，在于塞外政治组织日益退化，过渡文化区一变为断裂带，简陋部落因耐破坏力强，日益取代复杂制度；塞内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学与官僚化国家结合，春秋民兵、战国义务兵日益为雇佣兵取代，胡兵乃雇佣兵逻辑终点。此间没番汉民有记录者，皆联姻胡女而后胡化消失；降人有记录者，皆化为汉家雇佣兵，为五胡先声。属国制实质在于避免汉化，保持其战斗力。

[1] 根据《论语》、《春秋》三传的记载，春秋末年鲁国的政治社会形势如下。鲁君为周公嫡系，周礼尽在鲁。国人是西周贵族和殷民降人的混合物，以统治阶级身份君临土著，祭诸侯宗社。野人（乡下人和土著）没有统治阶级资格，保存其原有信仰，祭于亳社（殷商-环渤海文化圈的传统祭祀）。国人内部的融合已经相当彻底，殷周后裔对鲁国的认同相去不远，他们的主要问题在于国君和执政贵族的党派纠纷。野人对鲁国缺乏认同，但鲁国日益需要争取他们的支持。国君（含宗室世族）、国人（孔子一类的普通士大夫）、野人（没有政治权利的土著）形成相持不下的三角斗争。鲁定公时代的政变中，执政的党派感到有必要争取各阶级的正式盟约。这种形势非常接近约翰王时代的西欧封建：各等级的势力均衡产生了某种混合政体的萌芽。

[2] 齐景公。尽管司马迁将齐国和莱夷的战争追溯到太公望时代，但主流历史学家认为齐国的决定性胜利发生在齐景公时代。在这场战争中，齐国有效统治的疆土增加了一倍以上。当然，这是以牺牲土著为代价的。齐景公的大臣命令莱夷向鲁国君臣献礼，孔子认为这是极其无礼的举动。齐国人的动机显然是把俘虏或归附的莱夷当作战利品，向邻国炫耀胜利。

[3]利特尔·哈特在《战略论》当中提出的概念，涵盖了军事以外的经济、人口和地缘布局，强调“势”强于“力”，良好的战略布局能够收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4] 盘庚，祖丁子，阳甲弟。阳甲驾崩之后，盘庚作为其弟继承王位。盘庚即位之初，国都位于奄（今山东曲阜）。盘庚力排众议，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史称“盘庚迁殷”。盘庚迁殷后，“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故后世又称商为“殷商”。

[5]朝歌。卫国接管了武庚的封地，也就是纣王的大邑商——殷商正统和首都。

[6] 卫懿公，姬姓，卫氏，名赤，卫国第18代国君，前668—前660年在位。好鹤成瘾，人称“鹤将军”，不理朝政，漠视民疾，民怨沸腾，国势衰弱。前660年北狄入侵卫国，兵败被杀。卫国经此变故，由大国变为小国。

[7] 清人沈曾植《还家杂诗》。

[8]春秋五霸中齐桓公与晋文公的并称。

[9]《公羊传·僖公四年》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怗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因此，从“救中国”足见此时的“中国”已经扩大到被认为是“诸夏”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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