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更类似“不以私智、人为歪曲神裁、随机”或“保证当事人在庭相对地位等于其原有社会地位”。

同阶级陪审团，即自由民审判自由民、贵族审判贵族，诸如此类。司法程序体现宪制习惯，政治共同体不等于地理居民。无差别居民陪审团替代同阶级陪审团，极有可能导致宪制退化，陪审团丧失责任感及同阶级保护性。

陪审制优越性原本在于责任感及同阶级保护性，有利于政治自由。就司法技能而已，布朗运动式散沙业余审判者原本不可能超过专业司法官僚。去其政治特征，则陪审制亡。

继承权与文明

继承权乃高级文明基础所在，一切文化积累无不有赖于此。

消灭继承权，无异于切断多数凡庸借以联系未来之直接感受。高级文明将墮落回太平洋多布岛水准，坐耗自然，不事积累，不知远谋，直至外人登陆，如宰群鸡。

迄今一切邦国无不以继承权为星宿海。民无远利，则国无负责任政治阶级。或者民财不私传而国柄可私传，一如动物庄园；或者民财国政皆无远谋，政治组织不堪一击，祖辈孙辈形同邻国，文化认同自行瓦解。远人以二三宪兵夷其社稷、二三教士化其种落，顾指间事。世界多数土著，皆以此亡。自身有能力支持高级文化，则断非一日兵威可劫。高级文化必须以历史认同及长时段积累为依据。随聚随散，永不能自拔于土著境界。土著个人并非不及远人，然其所恃传统单薄，不在远人同一数量级。

迄今人类学并未发现真正原始共产主义，亦未发现财产权与家庭继承权可以分离。原始民族财产观念不同，不贵金珠土地；然而杀敌谋生之燧石矿、武器、符咒界限分明，无异于文明人之良田、产业、著作。

继承权乃痛苦之源，然痛苦为一切智慧之母。文明目的不在于幸福，而在于善用痛苦以塑造自身。以鸦片烟幸福主义为目的者，无不短命而亡或困居荒野。高级文明能久存者，无不教人拜痛苦为师，以保护文明积累为神圣。

财产权以及大多数权利之根据，并不在于“个人努力”。“个人努力”或其他人为因素，不能创造先在权利。

“正好出生在一个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或继承正确的文明传统，正是绝大多数人及绝大多数文明存在基石。小学生并无“个人努力”胜过阿基米德，太平洋土著“个人努力”或辛劳才智并不逊于美国农场主；后者无非“正好出生在一个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而已。

文明即传统积累，邦国即记忆积累，个性即经验积累。以“个人努力”为政治或道德哲学基础，试图扭转以上因素，势必要求定期中断历史，返回原始状态。

设若两种文明或邦国，其一定期洗牌，其二保持连续积累，则后者必将吞噬前者。

“滚石不生苔，转业不聚财。”大多数人之大多数成就，一向主要依赖遗产。非财富遗产继承一向无法脱离财产继承权，独立存在。任何人动摇继承权，不可能不损及自身并制造政治噩梦。

造 法

先有政治共同体，末有宪法契约。

投票权乃宪法契约之末节，不足为重。

确定一个或多个政治共同体边界，而后可以讨论契约细节。

社会性内战结束前，一切武装冲突或宣传冲突皆属战争造法实验。其用途有二：一，自行造法；二，破坏假想敌造法。

规则与元规则

中世纪思想有一基本前提：神意构成一切秩序本原，包括政治秩序与自然秩序。二者并无实质区别，同属客观存在，人力只能认识，不能改变；只能发现，不能发明。

由此，经验科学与权能哲学、巫术思维隔离，西欧路径与全世界隔离。科学方法产生于神学与法学，继而波及自然哲学。前者产生基本法-自然法-宪政理论，后者产生基本法-自然法-科学理论。直至十九世纪末，权能哲学以功利主义-进步主义-社会主义面貌卷土重来，浇灌技术之果、戕害基本法之根。二十世纪末，巫术思维以后现代-多元主义面貌卷土重來，同时戕害树根、果实。

封建片论

承认西欧特殊性前提之下，日本封建制明显较中国官僚制更有利于自由、立宪政体及近代化。世界其余地区，封建制对照官僚制，同样如此。就此，秋风并未失实。然而，设若否定西欧特殊论，假定世界各地一切封建制无需其余多元因素及路径偶然性，同样可以产生或保持自由，则现有历史资料不能支持其说。

先秦儒家礼治较之西欧封建契约，明显缺乏权利主体概念，不具备司法救济及可诉讼性。西欧封建契约，自始即以司法权为一切权力根本，以法统为上帝秩序，超乎人力，只能认识，无从制造。君侯战争、骑士私斗，不过决斗裁判之扩大升级。总结习惯法、复兴罗马法，仅为司法体系化野入文，法统客观主义不可易。故而法学之盛，与其政治经济之简陋极不相称。兰开斯特王朝之初，仅牛津一地法学生常在三千以上。远在文艺复兴前，贵胄子弟未有不受王国习惯法教育者。

以上特殊性，不见于日本武家之治，甚至不见于希腊。西欧封建之外，无可类比者。故而西欧特殊论绝不可废，废之则不得不尽废信史，以求自圆其说。

扩张型财政

检索史料，自周至明（清代牵涉国际、变数过多，难以简单概括），能避免奔马型[1]通货膨胀，仅有以下三者：春秋战国至汉初，北朝至唐初，五代十国之南方几国。若非分裂，即为贵族封建制，或二者皆有。大一统王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