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淄城的清晨，是被鼎沸的人声和市井的香气唤醒的。渭水河（临淄城内河流）上画舫如织，岸边“吹竽鼓瑟，击筑弹琴”之声不绝于耳（《史记·苏秦列传》曾形容临淄繁华）。酒肆里传出的不是军情急报的争论，而是投壶博弈的喧笑与行酒令的呼喝。这座拥有七万户人口的天下最富庶都城，在公元前221年的初秋，依然沉浸在一场持续了四十余年的、精致的迷梦里。

城西稷门外，最后几支从北边逃难来的商队正在接受盘查。他们带来一些模糊的消息：王贲的大军灭了燕代，正沿着燕山南麓整顿兵马，动向不明。但把守城门的齐军士卒掂量着商队塞过来的几枚齐刀币，挥挥手便放行了。紧张？似乎有一点，但远远谈不上恐慌。毕竟，秦国是“友邦”嘛。相国后胜大人说过，秦齐交好，永享太平。

他们不知道，或者说不愿知道，那支刚刚横扫了北方的大军，锋刃所指的下一个目标，正是他们这座“富甲海内”的城池。

一、“事秦谨”的舒适区：四十年的自我催眠

齐王建坐在宫殿深处的露台上，面前摆着来自东海的新鲜鱼脍和温好的醇酒。他年纪不小了，在位四十多年，几乎没经历过真正的战争。他的统治哲学，是他的母亲——那位以精明着称的“君王后”临终前嘱咐的：“善事秦。”

这四个字，成了齐国最后四十年的国策总纲。

怎么个“善事”法？

秦国打赵国，齐国闭门不出。

秦国攻魏国，齐国作壁上观。

秦国威胁要借道伐楚，齐国不仅同意，还提供粮草。

每当秦国吞并一国，齐国使节都会带着贺礼前往咸阳，祝贺秦王“又拓疆土”。秦王也总是回赠厚礼，说些“秦齐兄弟之邦，永不相侵”的漂亮话。

这一套，在齐王建和他的宠臣后胜看来，简直是高明至极的外交智慧。不用流血，不用耗损国力，靠着地理上的距离（齐国最东）和态度上的恭顺，就能保全宗庙社稷，继续过太平富贵的日子。他们管这叫“中立自保”，或者“以财货换和平”。

后胜，这位长期担任齐相的重臣，是这套政策最坚定的执行者和受益者。史书记载，“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玉”（《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秦国的间谍（“间”）用源源不断的金玉珠宝，把这位齐国的“首席执行官”喂得忠心耿耿——当然，是对秦国忠心。

后胜给齐王建和齐国贵族们构建了一个完美的信息茧房：

所有主张合纵抗秦的大臣，都被排挤、罢免。

所有来自其他国家的求救或警告，都被斥为“挑拨秦齐关系”。

所有关于秦国野心的分析，都被消音。

唯有“秦国强大不可敌”、“侍奉秦国可得平安”、“齐秦通商互利共赢”的声音，在朝堂上回响。

四十年的“和平”，让齐国的武备松弛到了可笑的程度。军队久不操练，将领多在临淄享受富贵，城防工事多年未修。整个统治集团，从王公到大臣，都患上了一种集体性的战略短视症和认知麻痹。他们真的相信，只要自己继续“乖”，继续给秦国送钱送礼，那把已经悬在所有人头顶的刀，就不会落下来。

二、王贲的闪电与齐王的呆滞

当王贲灭燕代之后，没有返回咸阳，而是突然挥师南下，直扑齐国边境时，临淄的美梦才被粗暴地戳破。

消息像炸雷一样传来。朝堂上顿时乱作一团。

有老臣痛哭流涕，痛斥后胜误国，请求齐王建立刻组织抵抗，同时火速联络南方的楚地残余势力（尽管楚国已灭，但江南还有抵抗力量），甚至渡海联络东越，做最后一搏。

更有将领请战，说齐国尚有带甲数十万，临淄城高池深，粮草充足，足以一战。至少，也该在泰山、济水一线设防，节节抵抗。

齐王建慌了神，本能地看向后胜。

后胜此刻也是冷汗直流，但他不能承认自己错了，那等于政治自杀。他强作镇定，拿出了最后的“法宝”：

“大王勿忧！此必是王贲军灭燕后，顺道巡边，或索要些钱粮犒军。我齐国一向恭顺，秦王岂会无故加兵？当下之急，非是备战，而是速派使臣，携重礼前往秦军大营，问明来意，重申友好。若仓促备战，反易引发误会，触怒秦王！”

这套说辞，简直是鸵鸟政策的终极版本。刀都架脖子上了，还在想着是不是误会，要不要送礼道歉。

更可怕的是，齐王建竟然觉得……有道理。他习惯了后胜给他安排的“安全”剧本，无法应对完全脱稿的残酷现实。他下令：不抵抗，派使臣，带着更多的金银珠宝和讨好文书，去迎接王贲的大军。

齐国的使臣在半路遇到了秦军前锋。他们献上礼物，表达“疑惑”和“友谊”。秦军将领可能都愣了一下，然后收下礼物，客客气气地说：“我军奉王命前来，请齐王出城相见，共商大事。”——标准的受降说辞。

使臣回报，后胜又解读为：“你看，秦军并无恶意，只是请大王会盟。”

三、不设防的沦陷：一场没有抵抗的葬礼

就这样，在王贲军队几乎如入无人之境的推进中，齐王建和后胜依然没有下达任何有效的全国动员令。一些地方守将试图抵抗，但得不到中央的任何支援和命令，很快被击溃或投降。

秦军兵临临淄城下时，看到的是一座城门大开、毫无战意的都城。没有滚木礌石，没有烽火连天，只有城头一些茫然失措的守军，和城内依旧笙歌隐隐的繁华街区。

最后一刻，齐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