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道理，就不那么好糊弄，不好欺负了？！”

这话如同惊雷，在祠堂里炸开。学员们恍然大悟，脸上愤慨之色更浓。

“对！李司令说得对！”

“他们就是怕我们明白事儿！”

“什么狗屁公文，就是见不得我们好！”

贾区长面如土色，连连后退，他身后的团丁更是噤若寒蝉。李星辰的名头加上这番义正辞严的话，彻底击垮了他们那点可怜的底气。

“滚回去告诉让你来的人，”李星辰上前一步，目光如刀，“小王庄的夜校，是老百姓自己要办的，是教人向上、明理的好事。

谁想来捣乱，先问问栖凤坪的战士答不答应，问问小王庄的老少爷们答不答应！再敢来，下次迎接你们的，就不是道理，是枪子了！”

贾区长如蒙大赦，哪里还敢多待，连滚爬爬地带着人跑了，自行车蹬得飞快，仿佛后面有鬼追。

一场风波，暂时被李星辰的威势和道理压了下去。但苏婉清和学员们心头的阴影并未散去。他们知道，这仅仅是个开始。松本的打压，绝不会只有这一道苍白无力的公文。

果然，紧随“明火”而来的，是更加阴毒、无所不在的舆论抹黑的第二把“暗火”。

几天之内，日伪控制下的《晋阳日报》、《新民报》等大小报纸，连篇累牍地刊登“评论文章”、“读者来信”和“实地采访”，口径出奇地一致。

文章将“曙光夜校”及其背后的李星辰、苏婉清等人，描绘成“受不良思想蛊惑、别有用心之徒”，指控他们“假借文化教育之名，行蛊惑人心、破坏乡村淳朴民风”。

文章极尽歪曲捏造之能事，有的“揭露”夜校“教导妻子不服从丈夫，挑唆家庭不和”；有的“痛心”夜校“灌输暴力革命思想，教唆青年仇视乡绅、对抗官府”。

更有一篇“特稿”，绘声绘色地描写“据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反映”，夜校里“男女混杂，有伤风化”，苏婉清这个“女流之辈”，“抛头露面，言辞激进”，“恐有不可告人之目的”。

这些污言秽语，通过报纸、广播，甚至口耳相传的谣言，在敌占区和部分游击区蔓延。

一些不明真相、胆小怕事的乡亲开始动摇，送孩子来夜校的家长少了，晚上在祠堂外探头探脑、指指点点的闲人多了。

甚至有小王庄的学员，在家里老人的压力下，含着泪退学了。

苏婉清拿着地下同志冒险送进来的几份报纸，气得浑身发抖，手指紧紧捏着报纸边缘，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

那些恶毒的污蔑，像一把把淬毒的刀子，扎在她心上。她不怕危险，不怕吃苦，但这样颠倒黑白、无耻下流的诋毁，让她感到一阵阵恶心和无力。

“他们……他们怎么能这样胡说八道！”她声音发颤，眼眶通红，却强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

李星辰拿过报纸，快速浏览，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熟悉他的人能看出，他眼底结着一层寒冰。

“这就是松本的风格。战场上打不赢，就玩阴的。造谣、抹黑、搞臭你，让你在群众中孤立。文化人搞起这套，有时比真刀真枪更毒辣。”

“那我们怎么办？就任由他们泼脏水吗？”苏婉清急切地问。

“当然不。”李星辰将报纸扔在桌上，“他有他的报纸，我们有我们的嘴巴，有我们的事实。他说他的，我们说我们的。真理越辩越明，群众的眼睛，终归是雪亮的。”

他立刻召集陈远、赵大海，以及根据地负责宣传的几位同志，连夜开会商讨对策。

一方面，通过地下交通线，将真实的情况、夜校的教材内容、学员的正面反映，写成通俗易懂的传单、小册子，在敌占区秘密散发。

另一方面，组织根据地的干部、战士，利用一切机会，在群众中宣讲，用实实在在的例子，驳斥谣言。

“最重要的是，”李星辰强调，“夜校本身不能乱，不能停。课要继续上，而且要上得更好！

让事实说话，让乡亲们自己看，夜校到底教的是什么，苏先生和老师们是什么样的人。清者自清，但我们要让这个‘清’，被更多人看到。”

苏婉清重重点头，擦去眼角的湿意，眼神重新变得坚定。

她提笔写下了一篇言辞恳切、据理力争的公开信，以个人名义，驳斥报纸上的污蔑，阐述自己办学救国、启民智的初心，并将夜校的真实课程内容公之于众。

这封信被秘密印刷，广为流传，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谣言的扩散，也争取到一部分中间人士的同情。

然而，松本最阴险、也最具杀伤力的第三把火，借刀杀人，挑拨离间，已经悄无声息地点燃，并且迅速引燃了太行山深处一座积郁已久的火药桶。

黑云寨，位于榆次以西百里外的深山老林，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寨主谢老黑，五十来岁，满脸横肉，左眼一道刀疤，是横行晋中多年的积年老匪。

此人凶狠狡诈，手下有三百多号亡命之徒，枪械虽然混杂，但战斗力不弱。

日军扫荡时，曾试图招安，被谢老黑虚与委蛇，既不完全投靠，也不正面为敌，靠着地利和一股狠劲，在各方势力的夹缝中生存下来，俨然一方土霸王。

谢老黑有个致命的性格缺陷：多疑，且睚眦必报。他谁也不信，对官兵，无论是国军、日军还是八路军，都抱有深深的戒心，对胆敢冒犯他权威的人，更是手段残忍。

他最大的心病，是几年前一次“黑吃黑”中，结下的一个生死对头，对方后来投了八路，据说现在在八路军里还是个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