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不应征辟，身价越高，王朝选官过程成了士人标榜名声之机会。而把入仕称为“屈身降志”，遂成了汉末士林之习语，屡见于碑传。据《后汉书·姜肱传》注引谢承《后汉书》，顺帝手诏征隐士姜肱，有“肱抗陵云之志，养浩然之气，以朕德薄，未肯降志”之语；据《后汉书·法真传》，扶风太守征法真，有“昔鲁哀公虽为不肖，而仲尼称臣。太守虚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赞本朝”之语；据《后汉纪·灵帝纪》，黄忠劝申屠蟠应何进征，有“先生抗志弥高，所执益固，将军于是怃然失望，面有愧色，自以德薄，深用咎悔”之语。士人高自标置不肯“屈身降志”，王朝政府却须反躬自责为德薄不能致贤。较之汉高求贤诏“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汉武求贤诏“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那种居高临下的傲慢口吻，真不可同日而语!

这表明了士林舆论影响之大，以及士人独立地位之高。在这种情况下，士人既不须“试职”，亦不须“累功”，只要“坐作声价”，则官爵自来。《风俗通义·愆礼》：“南阳张伯大、邓子敬……俱去乡里，居缑氏城中，亦教授，坐养声价。伯大为议郎、益州太守；子敬辟司徒，公车征。”袁绍亦“爱士养名”“坐作声价”(见《后汉书》本传)。王朝选官有时便直接向名士谘议。《后汉书·符融传》记汉中晋文经、梁国黄子艾“并恃其才智，炫耀上京”，“三公所辟召者，辄以询访之，随所臧否，以为与夺”。许多郡守，索性直接聘请名士为功曹领署选事。宗资为南阳太守，以名士范滂为功曹；成缙为南阳太守，以名士岑晊为功曹；扶风太守聘名士法真，“欲以功曹相屈，光赞本朝”；汝南太守王堂以名士陈蕃为功曹，“宪章朝石，简核才职”。《太平御览》卷二六四引《会稽典录》：“魏徽字孔章，仕郡为功曹史，府君贵其名重，徽每拜谒，常跪而待之”；又引《华阳国志》：“李业字臣游，梓橦人，少执志清白，太守刘咸慕其名，召为功曹，十命不诣。”可见“以名取人”影响之深。

当时以及稍后的许多论者，已经明确意识到这一严重问题。徐《中论·谴交》：

世之衰矣，上无明天子，下无贤诸侯，君不识是非，臣不辨黑白，取士不由于乡党，考行不本于闺阈(4)，多助者为贤才，寡助者为不肖，序爵听无证之论，班禄采方国之谣。

又《太平御览》卷四〇六引阮武《政论》：

夫交游者，俦党结于家，威权倾其国，或以利厚而比，或以名高相求。同则誉广，异则毁深，朝有两端之议，家有不协之论，至令父子不同好，兄弟异交友，破和穆之道，长诤讼之源。

又《意林》卷五曹丕《典论》：

桓、灵之际，阉寺专命于上，布衣横议于下，干禄者殚货以奉贵，要名者倾身以事势，位成乎私门，名定乎横巷。由是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常检，事无定价，长爱恶，兴朋党。

上述评论，或兼选官腐败及士林舆论干预选官而言。而二者之相提并论，反映了“以名取人”造成的危机至少和腐败同样严重。徐所谓“序爵听无证之论，班禄采方国之谣”，阮武所谓“朝有两端之议，家有不协之论”，曹丕所谓“位成乎私门，名定乎横巷”等语，都见铨衡之机柄，由朝廷独握，一变而分之于名士之手。这对两汉数百年之选官传统，对专制政府的选官权威，无疑构成了重大冲击。选士授官序爵班禄的依准，遂陷入了混乱。

这一问题的产生，关涉着中国古代社会分化的不彻底性或特殊性。士大夫兼有了知识分子与行政文官两种角色，而多角色涉入必然造成交叉压力，同一个人同时要承受两个系统的规则的制约；其中任一系统的变动，同时也就对另一系统形成了直接牵制。同时涉入了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作为帝国官员主要来源的知识群体的动态，由此而直接影响着王朝政治与行政。这一群体在汉末的“过度”扩张，伴随着对更大政治权利、居官权利的要求；其文化风尚与思潮的变化，也会导致选官思想和标准的变化。

法家的“法治”仅仅要求官吏候选人的文法吏能，这颇具分化意识和现代意味，而儒家的“人治”，则促成了把贤人君子视为最佳官员候选人的“以德举人”制度。“德”可以指某项具体的德行，但也可以指作为整体的君子人格。而且从一种与社会分化相对应的观念看来，无论道德修养、知识成就还是政治才能，都是一完整个性的互相关联而难以割裂的组成部分，如孝于亲者必忠于君，高尚不仕者必有治世之奇才，等等。既然更为注重的是作为整体的人格而不是一项具体的行政技能，那么就将为“以名取人”提供了可能。因为，难以通过具体方式——如“试职”、“试文”等——加以检验的君子人格，要更多地求助于社会评价；而在汉末已由士林所支配的舆论之中，“名士”被认为具有最完美的人格与最高尚的德行。对士人来说，重“德”必然联系着重“名”。司马迁《报任安书》：“立名者，行之极也”，“名”乃“行”之极致。故《初学记》卷二十引《白虎通》佚文：“诸侯贡士，庸者贡其身，盛德者贡其名。”又同书同卷引陈寿《益部耆旧传》：“大士贡名，下士贡身。”“以名取人”与“以德取人”，原有内在联系。

但是，“以名取人”和“以德取人”却又有了相当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