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取人”时权在朝廷，而“以名取人”时权在士林。王朝维持“以德取人”，着眼的是吏治与教化。“廉”为文官职业道德；而“孝”的推崇，则有维系亲缘乡土社会秩序及其与官僚体制的整合之功。而士林品题所造成的“以名取人”，却把自身的认同标准与声望标准施及政府行政，从而扩张了民间舆论力量，但同时也损害了官僚行政体制的选官实施。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名取人”之下的士林品题，并不仅仅如某些论者所言，只是“乡党宗族的道德舆论”而已。前引徐 《中论·谴交》，有“取士不由于乡党，考行不本于闺阈”之语，阮武《政论》有“家有不协之论，至令父子不同好，兄弟异交友”之言。荀悦《汉纪》卷十叙士人交游求名，“简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其言实亦为汉末而发。又曹操《整齐风俗令》：“阿党比周，先圣所疾也。闻冀州俗，父子异部，更相毁誉。”是士林品题，并未被父兄骨肉宗族乡党关系所限；士林活动，有时居然被认为是破坏了宗族乡党关系以及其中的道德秩序。士林活动在形式与性质上已属于文化系统，而士人交际圈与家族共同体、文士行为与家族活动并不能等量齐观。所以这里宁愿更多地把“以名取人”归之于士林，而使之与“以德取人”有所区别，而不是混为一谈。曹魏时王朝企图解决“以名取人”问题，便一方面要求“选举莫取有名”，同时又要求选官“以清修孝悌为首”，恢复“以德取人”旧例，这也有力地证明了上述区别的存在。

三、“以族取人”

汉末选官遇到的第三个严重问题，可以称之为“以族取人”。仲长统《昌言》：“天下有三俗，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一俗也。”大小衣冠世家凭借家族地位权势，优先占有各级官职，也严重破坏着察举征辟的实施。

汉代的大族，有一部分是“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的乡曲豪右，他们仅仅凭经济力量扩展宗族于闾里；在朝廷上，则发展出一种衣冠世家。《汉书·杜钦传》颜师古注：“衣冠，谓士大夫也。”又同书《食货志》：“世家，谓世世有禄秩家也。”他们依附于皇权而强盛，以政治权力攫取财富与声望。如西汉之金、张、许、史，便是著名的世家。儒生知识分子，对子弟依父祖权位居官享禄的现象，是持否定态度的，因为这就意味着对知识才行的排斥，而与知识群体赖以存身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则相悖。《潜夫论·论荣》：“人之善恶，不必世族”，“仁重而势轻，位蔑而义荣，今之论者多此之反，而又以九族，或以所来，则亦远于获真贤矣!”对于有浓厚特权倾向的任子制，儒生也曾给予了严厉抨击。

但东汉以来的一个重要社会变动是，许多衣冠世家日益表现出鲜明的文化色彩，官位、族姓与文化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以至出现了汝南袁氏、弘农杨氏一类世代公卿、世代传经又世出名士的家族。对于这种家族，在具有权威性的士林舆论之中，不但不被视为异己，反而得到了崇高赞扬。例如弘农杨氏，孔融称赞其“四世清德，海内所瞻”，张超称赞其“我汉杨氏，作代栋梁”(分见《后汉书·杨修传》及《艺文类聚》卷六四)。因为杨氏一门经术传世，忠烈成风，这一族虽然世居高位，海内士林却认为是官得其人。

《潜夫论·论荣》：“今观俗士之论也，以族举德，以位命贤，兹可谓得论之一体矣，而未获至论之淑真也。”我们看到，王符并未完全否定“以族举德”，他只是认为这还不够全面而已，仅仅“得论之一体”。事实上，名士为人推重，屡出名士之族自然也将为人推重。如荀淑有子八人，“并有名称，时人谓之八龙”；贾彪兄弟三人“并有高名”，人称“贾氏三虎”；许劭、许虔，并称“二龙”；陈寔、陈纪、陈谌父子三人，“并著高名，时号三君”。这些名士家族负海内士林之盛誉，公府州郡礼命不绝。这意味着“士”与“族”的结合，或说知识分子官僚与家族关系的结合，可能形成一种在发展中最少受阻，并在选官中得到最大优遇的政治势力。专制皇权和官僚体制尚无能力克服这一势力，而另一政治力量——知识群体，却对之给予认可而不加抵制。

总之，东汉后期，统治阶级的腐败导致了选官的腐败，“清流”与“浊流”为此发生尖锐冲突。然而“清流”士大夫一方，却又以不断发展起来的社会文化影响，使“以名取人”深刻地影响了王朝选官。“以族取人”本来与“选贤任能”甚不相合，但士人对之的抨击，并非彻底否定家族血缘关系对选官的影响，而是以族姓与名士的结合为历史出路的。因为士人对“以族取人”的批判，在于父祖有势位而子弟未必有才行，但如果衣冠世家的成员也具备了士林称许的名士资格，并使文化风习成为家族传统，那么“以族取人”似乎就也是名正言顺的了。由此我们便可理解魏晋时期的社会变动。此期名士与官族结合而形成的士族迅速发展，高门华族的贵公子们，往往都是当世瞩目的名士，他们对官位的世代占有，就是在士林舆论中也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于是，汉代选官的许多基本原则遇到严峻挑战，并将有新的选官制度因之而起。

【注释】

(1)原作“问人，人必不对曰”，此据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