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号走去。那是一幢二层楼房，模样像是新教路德宗的教堂。门外贴着一张告示，说工人之友俱乐部及其场地向所有工人开放，无论其政治信仰如何；然而另一张告示却暴露了这一场所的真实性质，上面说，这个俱乐部由彼得·克鲁泡特金于1906年创办。费利克斯不禁思忖，自己能否在伦敦与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克鲁泡特金见上一面。

他走进了房子。他在门厅看见了一堆报纸，报名也叫《工人之友》，不过报名是用意第绪语写的Der Arbeiter Fraint。墙上贴着各种广告，有英语课，有主日学校，有去往艾坪森林的短途旅行，还有讲授《哈姆雷特》的课程。费利克斯走进大厅，房子的建筑特点印证了他先前的直觉：这里过去一定是座新教教堂的正厅。不过房子已经改建过，一头搭建了一座舞台，另一头则加建了一个吧台。舞台上有一群男女，像是在排练戏剧。也许英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搞的正是这种活动，费利克斯想，这便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可以开办俱乐部。他来到吧台前。在这里酒精饮料无迹可寻，不过他看见柜台上有鱼饼冻、腌鲱鱼还有——好极了——一只俄式茶炊[1]!

柜台后的姑娘看了他一眼，说：“要点儿什么？[2]”

费利克斯微微一笑。

一个星期之后，在奥尔洛夫亲王预定抵达伦敦的日子，费利克斯在苏活区的一家法国餐馆吃了午饭。他来得很早，选了一张靠门的桌子，点了洋葱汤、煎牛排和羊奶酪，还喝了半瓶红葡萄酒。他点菜用的是法语，服务生对他毕恭毕敬。用餐完毕时正值午餐高峰时段，他趁服务生有三个在厨房里、另外两个正好背对着他时，淡定地站起身，走到门口拿起大衣和帽子，没有付钱便离开了。

他沿街漫步，不禁微笑起来，对这种偷窃行为感到十分得意。

他很快便学会了如何在几乎不花钱的情况下在这个城市里生存：他每天花两便士从街边的小摊购买一杯甜茶和一块面包作为早餐，这是他每天用于吃饭的全部开销；到了午餐时间，他便从小摊上偷些水果或蔬菜；晚上他会到一处慈善救济所去领一碗汤，那里的面包供应不限量，作为回报，他必须聆听一场不知所云的布道，再跟着唱一首圣歌。他身上有五英镑现金，但那是为紧急情况而准备的。

他住在斯特普尼绿地区的邓斯坦公寓，那是一幢五层的出租公寓楼，全伦敦的无政府主义领头人有一半都住在这里。他在鲁多夫·洛克尔[3]的公寓里铺了张床垫作为睡觉的地方，这个德国人长了一头金发，极富个人魅力，是《工人之友》的主编。然而洛克尔的魅力对费利克斯不起作用——他对个人魅力向来不为所动，不过费利克斯对他的奉献精神深怀敬意。洛克尔和他的妻子米莉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者不拒，每个白天——还有半数的夜晚，他们的公寓里总有络绎不绝的访客和信使，辩论会和委员会会议接连不断，茶水和香烟更是从未断绝。费利克斯并不付房租，但他每天都会带回一些东西——一磅香肠、一包茶叶、一口袋橘子，放在公用的食品储藏柜里。大家都以为这些食品是他出钱买的，但实际上当然是他偷的。

他对其他无政府主义者的说辞是，自己到这里来是为了在大英博物馆做研究，以便完成正在撰写的书稿，书的主题是原始社会中的自然无政府主义。他们对此深信不疑。这些人友好、专注而且心地纯良，他们真心相信通过教育、建立工会、分发宣传册、举办讲座和到艾坪森林郊游之类的手段就能引发革命。费利克斯很清楚，俄国以外的无政府主义者大都如此。他并不恨他们，但暗地里却十分鄙视这些人，因为归根结底，他们就是胆子小。

尽管如此，在这群人中总会有几个崇尚暴力的人。若有必要，他会把他们找出来的。

眼下他担心的是奥尔洛夫究竟是否会来英国，以及自己该如何杀死他。这份忧心毫无实际用途，于是他试图通过学习英语来转移思绪。他在瑞士那座国际化的大都会已经学过一点英语；在前往欧洲的漫长的火车旅途中，他曾研读过一本俄国儿童使用的英语教科书，并阅读了他最喜欢的小说的英文译本——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这本书的俄语版他几乎倒背如流。如今，他每天早上都会在裘比利街俱乐部的阅览室里阅读《泰晤士报》，下午则在街头闲逛，同酒鬼、流浪汉和妓女攀谈——他最喜欢这类人，因为他们不受社会中条条框框的束缚。很快地，印在书本上的文字便与他周围的人声融为一体，他要说的任何内容都已经可以用英语表达。用不了多久，他便可以用英语谈论政治了。

离开餐馆后他往北走，穿过牛津街，进入了图腾汉厅路以西的德国人聚居区。这些德国人中不乏革命者，不过他们当中更多的是共产主义者，而非无政府主义者。费利克斯对共产主义者的纪律性赞许有加，但对他们的做派仍抱有疑虑，除此以外，他的性格也不适合做党派工作。

他一路穿过摄政公园，进入了位于公园北面的中产阶级聚居的市郊。他在林荫道上徘徊，朝整洁的砖砌别墅门前的小花园里张望，想偷一辆自行车。他在瑞士时学会了骑自行车，他还发现自行车这种交通工具用来盯梢可谓完美，因为这样既行动自如，又不引人注意，而且在交通繁忙的城区里，自行车的速度足以跟上汽车或者马车。遗憾的是，住在伦敦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