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作为人类社会中一种“过激”状态，所以处于战争中的指挥官，就得自知自己团队处于“争端”一方，整体情绪并不是中立的，在关键时候要跳出情绪，冷静锁定自己战略目标不偏航。

　　优秀的战略家，往往会灵活调整短期战术，为自己长期战略服务。此时卫铿就是如此“宠辱不惊”“能屈能伸”。

　　第三次战役结束后，由于034号矿产老板的绑架者（观天社）再次提出了“赎金”要求，这让合川市内一些大人物们开始了新一轮讨论。

　　如果说先前，合川市城市上流们要和这群“匪徒”讨论赎金问题，对合川市大人物们来说是跌份。但是现在匪军势大，他们以大局为重，迫不得已，要做出取舍。

　　故当天合川市执政官，在私人宴会上摆的酒，是“舍得”酒。

　　合川市，那个坐落在市中心山水公园的摩天大厦顶端，会议室内，西装革履的大人物们严肃讨论匪徒们的要求，即霸占那个矿产，矿产股份七三分。（天心派们要七成，并且要矿产的经营权。）

　　会议室中，市最大的官僚下达了指示：不能和匪徒妥协，一定要让匪徒明白我们的决心意志。这位大领导的拳头锤在桌面上梆梆作响，但实际上是在强调什么。

　　很快，参会人员深刻领会领导讲话的“核心精神”。——即，领导不想出面，但是希望有人帮自己隐晦干这件事。干成了，领导会“酌情”奖赏。

　　随后后勤部的一位“临时工”，在市里面找上了帮会，找了中间人，预备和矿产点好汉们谈判。

　　十天后这位临时工成为了“经营家”，他在合川市内成立了一家新的矿产公司。

　　几天后这个“临时工”带着这一套“壳子”去找034矿场。同时带上了一批安保人员“制服”和工人制服，安排这群匪徒转正。

　　领导指示矿的代理人可以是匪徒经营，但是该上供的资金不能少。这次矿变可以视作地方上私人之间一次产权纠纷。

　　而卫铿觉得：先把矿盘下来，然后把基层人事权搭建好。至于名义上的“诏安”？嗯，先诏着，李自成当年就是这么糊弄大明的。

　　于是乎，在合川市官僚们的精神指导下，“这批新招的工人和安保人员，将击溃盘踞在034号矿区的匪徒”。

　　官僚们不能违背大方向，却又要应对地方上复杂情况，于是乎就有了“李鸿章”这种掮客式的左右逢源。

　　在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情况下，034号矿产基地就这样平稳落在了“观天社”手中。

　　整个矿区按照公有制进行改革，保障了每个人福利，并且更新了设备，其矿产量很达到先前的三倍，并且还在根据现在的技术进行进步。

　　至于之前为什么不行呢？因为在低技术资产性原材料工业的“生产制度”上。

　　在商私体系下，矿主对“控制权”的重视度要大于“生产进步”。

　　在矿主眼里，开采效率高不代表他能获利，获利是更多是取决于市场。商私经营原材料，故只在意两个要素，第一生产资料控制，第二对市场的分析。

　　但对于天心联盟这样的公有化体系来说，对原材料生产的关注点就截然不同。

　　首先，不用过于重视“市场波动”，这个“市场波动”是由总经济规划进行调整的。下游工业和高科技企业会提前提交“产能需求报告”。来制定原材料产能表。

　　故观天社在原材料生产区域的干部，并没有“应付市场波动”的多余管理，只需保障生产安全、效率，即可，这为原材料下游的科研剩下了不必要的研发成本。与其他山贼时的军阀不同，观天社是一套军工生产体系。

　　接下来，起义军的军事武装将会升级，高斯步枪，悬浮突击车的装备供应，将会稳定。

　　并且临时的山洞工厂中，曾经地汽修工人们开始琢磨着，可以修复老式的履带装甲车辆。

　　“战略推动”这就如同多米诺骨牌，当战略主导者开始推倒第一个骨牌的时候，目光早就不在其推倒的那个骨牌上，而是在于那些还没有“倒”的骨牌上。

　　“观天社”在拿到034号矿产后，在保障了工人福利后，在矿产产量上的翻了三倍。

　　在这个和平运营阶段，观天社的组织悄无声息的将造反兵力集团挪移到七十公里外，去打另一家矿产，换另一个起义军名头和联邦在内陆的兵力交锋。——即多开马甲，反复调动联邦。

　　……合川市的这场战斗，卫铿在参谋部中，做出了详细总结……

　　2599年到2600年长江上游的这场小战役，在战术上验证了，游击战，开始进行旷野包围城市中心的战略。

　　重新被信念武装起来的“薪火军。”在对付神州内陆这些战备水平低，装备不好的地方部队时，总是具有指挥体系优势。往往是捏住了这些内陆商私武装的利益线，逼着这些大城市武装开着载具排着队列，不得不去他们人生地不熟的区域，趟坑。

　　卫铿给新组建的八个纵队团长们做出了这样战略指示：“所有战役遵循的战略是，切断联邦在边远地区的收益，让联邦官僚在地区军事的投入支出远大于收益。进而使得联邦军在疲惫中让步，使得我们的根据地能够在该地区扩展。”

　　而在联邦在亚洲东部的军事指挥这边，合川市的那场小冲突被按下去了，但是接下来更多的地方叛乱出现了。

　　要知道卫铿在放走了034号矿主的时候，可是对团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