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了车。我们绕过那个街区，在盖革店铺后面的小巷对过停下车，旁边是另一个消防栓。

这时车上已经装了十来个木箱，那个穿工作服的男子关上铁栅栏门，翻起后挡板固定好，随后坐上驾驶座。

“跟着他。”我对司机说。

那穿工作服的男人发动了卡车，上下扫了一眼巷子，往另一个方向飞驰而去。他向左拐出了巷子。我们也一样。我瞥见卡车往东转上了富兰克林大街，便对司机说稍微跟紧点。他没跟紧，也可能是办不到。等我们驶上富兰克林大街时，我看到卡车在前方两个街区。之后的一段路程我们没让卡车离开视线：跟着它到了藤街又穿行而过，一路去往西大道。过了西大道，我们只见着两回那辆卡车。车来车往很多，那毛头小子跟得太靠后了。我骂着粗话说他太慢了，这时那辆遥遥领先的卡车又向北转了。他拐弯的那条路叫布列塔尼街。而当我们到达布列塔尼街的时候，卡车已经不见了。[1]

那毛头小伙在隔板那头说着安慰我的话，我们以四英里的时速驶上山坡，在灌木丛后面寻找那辆卡车的踪影。往上两个街区，布列塔尼街向东拐弯，在一处山岬与兰德尔街交汇。山岬上有栋白色公寓楼，正门开在兰德尔街，地下车库的入口却在布列塔尼街。我们驱车经过，那小伙子对我说卡车不会走远的，这时候我朝车库的拱门里看了一眼，只见那辆卡车就停在昏暗的一角，后门又打开了。

我们绕到公寓楼正门前，我下了车。大厅里没有人，也没有电话转接台。一张木桌靠墙放着，墙边的板壁上挂着许多镀金信箱。我浏览了一遍住户名字。有个叫乔·布罗迪的男子住在405室。有个叫乔·布罗迪的男子收了斯特恩伍德将军五千块，才跟卡门断掉往来，换了别的小姑娘厮混。这两人可能是同一个乔·布罗迪。我都想押注赌一把了。

我一个急转弯拐过墙角，走到铺了瓷砖的楼梯底下，眼前是电梯井。此时的电梯顶端与地板持平。电梯井旁有扇门，门上印着“车库”。我打开门，沿着促狭的台阶走进地下室。电梯门被撑开着，那个穿崭新工作服的男人正在里面堆放木箱，一边不停嘟嘟囔囔。我站到他身旁，点上一根烟，看着他。我看得他很不舒服。

过了一会儿我说道：“当心东西超重，老弟。这电梯只能装半吨货。送去哪儿？”

“布罗迪家，405室，”他嘟哝道，“你是楼管？”

“是啊。看起来是些值钱货。”

他用眼圈泛白的眼睛瞪着我。“都是书，”他吼道，“一百磅一箱，费劲啊，七十五磅重的东西就够我背的了。”

“嗯，当心东西超重，老弟。”

他往电梯里搬了六个木箱，关上门。我踏着台阶回到大厅，走到街上，坐出租车返城，去了我的办公大楼。我给了那个毛头小伙一大笔钱，他给了我一张皱巴巴的名片；只有这一回，我没有把这种东西顺手丢进电梯口旁边盛着沙子的上釉陶罐里。

七楼靠后的位置有我的一间半房间。那半间办公室一隔为二成了接待室。只有接待室的门上印了我的名字，没有别的内容。接待室的门我从来不锁，生怕有客户驾临，想坐着等我回来。

果然有客户上门。

[1]根据地图稍微对这几条街道的方位作一简要的交代：富兰克林大街（Franklin Ave）东西走向，当车由西向东行驶时，该大街先后与藤街（Vine St）和西大道（Western Ave）两条南北走向的干道相交。

11

她穿着棕色斑点花呢衣服，男子气的衬衫外打着领带，脚上是一双手工雕花徒步鞋。她的长筒丝袜和昨天一样薄，不过腿露出得没有那么多。她乌黑发亮的头发上戴着一顶棕色的罗宾汉式帽子。那帽子也许足足值五十块钱，但看起来就像你能单手用一张吸墨纸折出来似的。

“嗬，你终于起床了。”说着她皱皱鼻子，眼睛扫过那只褪色的大红长靠椅，那两只不成对的小安乐椅，那块亟须清洗的网眼窗帘和那张像是男童用的阅览桌。桌上放着几本正儿八经的杂志，好让这地方带点专业范儿。“我都开始这么想了：也许你是在床上干活的，跟马塞尔·普鲁斯特一样。”

“他是谁啊？”我叼起一根烟，注视着她。她脸色有点苍白，有点紧张，但看她的样子，应该是能够扛着压力做事的。

“一个法国作家，最擅长描写堕落之徒。你不会想认识他的。”

“啧，啧，”我说，“来我的‘闺房’里谈吧。”

她站起身，道：“昨天我俩相处得不太愉快。也许是我无礼了。”

“我俩都挺无礼。”我说。我打开连通两间房间的门，为她撑住门板。我们走进这套间余下的区域，屋里有赭色的地毯，已经不太新了；五个绿色文件夹，其中三个装满加州的气候信息；广告日历，印着五胞胎[1]在天蓝色的地板上滚来滚去，她们都是一身粉红连衣裙，暗褐色的头发，那一双双机敏的黑眼睛就跟特大号的李子一般大。有三只仿胡桃木椅子，一张常见的书桌，上头摆放着常见的吸墨纸、全套钢笔用具、烟灰缸和电话机，桌后是一把常见的吱嘎作响的旋转椅子。

“你倒也不是特别讲究派头。”她说着，在属于客户的桌子那头坐了下来。

我走到信箱前，从里面拿出六个信封、两封信件和四份广告传单。我把帽子挂在电话机上，落了座。

“平克顿事务所的侦探也不讲究，”我说，“如果为人老实，在这行当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