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感受到来自俄国的空前威胁，在这种危机压迫下，“兴亚论”渐渐占据上风，这才有了日本主动邀请北洋海军军舰访日，对外极力营造中日两国友好同盟的印象，从而达到警慑俄国的目的。

　　经历了一个月的访问，北洋海军舰船在热烈的欢送气氛中转棹返回，身后留下了罕见的广泛赞誉的报道。时隔不久，日本也派出“浪速”等军舰回访天津，进一步巩固中日同盟的既成面貌。

　　然而一股潜流，却在这段蜜月期内发出了越来越大的不同声音。萨摩藩、长州藩是近代打着“尊王攘夷”旗号，以不惜发动内战为代价，最终帮助天皇从各藩手中收取了国家权力的有功之臣。明治天皇夺取大权后，内阁主要由萨长派人物把持，著名的伊藤博文、西乡从道，都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

　　导读提要（4）

　　萨长派从明治维新一开始就表现出咄咄逼人的好武特征，在东亚问题上他们向来主张的是“海外雄飞论”，即通过在亚洲的扩张，增加日本对抗西方的实力，其主要矛头就对准与日本相邻的朝鲜和中国。

　　“琵琶湖事件”后，在政治大佬和民间人士热心推动中日同盟，以此对抗俄国的同时，当权的萨长派表面上虽与之附和，私下却在紧密地分析、检讨时局。

　　萨长派认为，日本与俄国一战在所难免，而中国的力量并不可靠，与中国结盟根本不会起到任何阻遏俄国东扩的效果。虚弱的清政府一旦面临俄国威逼，能否进行有效抵抗，是个极大的问题。与其信赖中国，坐视俄国修通西伯利亚铁路、建成海参崴军港，将势力蔓延到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陈兵日本本土对岸，不如趁早积极进取，抢在俄国之前占领战略要地，扩军备战，首先侵占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营造日本本土外的战略缓冲地带，夺取将来日俄决战的先手。

　　后来的事实表明，萨长派和兴亚派的辩论、争执，最终以萨长派的胜利告终。1891年之后，为购买武器、扩充军队，日本军事公债的发行变得日益频繁，1890年时日本的军费为2045万日元，1892年则猛增至3455万日元。欧洲和日本各地的著名造船厂里，几乎都出现了日本订造的军舰，日本海军在几年间便一举超越中国，成为亚洲第一。

　　略带血腥味的武士刀利刃出鞘，已经挥举得越来越高，而刀锋下的天朝大国还是浑然不觉…… 朝鲜风雨（1）

　　犹如是从亚洲大陆伸向日本海的一块天然跳板，朝鲜半岛是日本与东亚大陆隔海相望的地理前哨，自身位置的特殊性，多少会影响这块土地未来的命运。

　　作为前朝的遗留，在李代王朝统治之下的朝鲜半岛是清末与中国保持传统宗藩关系的重要属国之一。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的这种宗藩关系，不同于通过用武力手段建立的傀儡国、仆从国制度，而是在中华文化强盛期，同属中华文化圈的一些国家，与文化输出地中国所建立的一种文化、情感上的独特关系。这种宗藩制度具体表现为，中国对同一文化圈的国家予以分封，赐予名份，并承担对其政权的庇护、应援责任。作为回应，受中国分封的这些属国会定期派出使节象征性地进贡朝见。建立和维系这种宗藩关系依靠的不是单纯的武力威势，更多的是文化的归属感。一旦遭遇暴力干涉，这种看似坚强的纽带很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变得脆弱不堪。

　　19世纪中叶，东亚各国适逢西方文明大举东进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代，泛中华文化圈各国都受到外来文化前所未有的挑战。清王朝自顾不暇，周边国家藩属关系的存废，基本无力回天，但唯独毗邻东北的朝鲜，是少数几个清政府想要极力维持宗藩关系的国家之一。然而在西方文明主导的近代世界，近代意义上的国际法是规范国家间行为的法理依据，中国与属国间传统的宗藩关系是不被国际法所承认的。蒙昧的清政府不懂得应以国际法认可的形式来重新确认与朝鲜等国的关系，只是一味强调其属于祖宗旧制，希望以此得到国际承认。

　　“高丽属国几千年，何人不知？和约上所说所属邦土，‘土’字指中国各直省，此是内地，为内属，征钱粮，管政事；‘邦’字指高丽诸国，此是外藩，为外属，钱粮政事向归本国经理，历来如此，不始自本朝，如何说不算属国？”[5]

　　这使得中国在施行属国交涉等各类国际法并不承认的权力时，很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利用，成为插足干涉的绝佳借口。

　　近代朝鲜由李氏王朝统治，依附中国，对外奉行闭关锁国的保守政策。1863年，国王哲宗去世无嗣，王族旁支李昰应的次子、年仅12岁的李载晃（后更名李熙）被挑选继位。新君年幼，于是采用类似中国太后垂帘听政的办法，由李熙的生父李昰应以太上王（大院君）的身份摄政，总揽朝鲜军国大权。十年之后李熙成年，按例亲政，李昰应不得不交出政权。李熙的王妃闵氏，即通过一部韩国电视剧而为国人所知晓的“明成皇后”，利用李熙性格柔弱，隐操政权，大量任用闵姓外戚胡作非为。本就国弱民贫的朝鲜，又处在国王、王妃与大院君的政治争斗中，更是满目愁云。

　　日本政府内执政的萨长激进派，从明治维新开始，就处心积虑想要瓦解中朝两国间的宗藩关系，影响、控制朝鲜，将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