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为日本登上亚洲大陆的桥头堡。

　　朝鲜风雨（2）

　　1876年，日本利用朝鲜内政不合，通过武力威胁手段，在日、朝间签订了第一个外交条约《江华条约》。约文中，日本处心积虑地加入了“朝鲜国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的内容。明治维新之后，对西方政治、法律制度日渐熟悉的日本，利用中国、朝鲜的蒙昧，用这段看似波澜不惊的文字，从国际法角度埋下了瓦解中朝宗藩关系的伏笔。

　　当时朝鲜除了以高宗李熙、王妃闵氏等权贵为代表的事大派（亲华派）之外，还有另外一股政治势力。一些青年官员、文人目睹自己国家民不聊生的惨状，积极探索朝鲜本国的自强之路，相比起中国来，一水之隔的日本近代化更显成功。学习日本从而使朝鲜摆脱苦难的命运，成为这一派亲日政治势力的追求。朝鲜人为了自强的努力，立刻被日本政府视为可以利用的良机，极力培植朝鲜亲日力量，意图逐渐渗透、建立一个亲日的傀儡政权。

　　1882年朝鲜爆发饥民和士兵暴动，随即被大院君李昰应利用，守旧势力借此发动政变。虽然在国王李熙和闵妃的请求下，清政府最终派出军队予以平息，但暴动中日本驻朝使馆遭到冲击，善后谈判时，日本获得了在驻朝使馆驻扎军队的权力。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朝鲜国内以金玉均为首的亲日改革派开化党认为宗主国此时无暇东顾，在日本暗中挑唆、支持下，发动武装政变，企图推翻腐朽的政府。事发后，中国驻朝军队果断出击平息叛乱。日本虽然未能实现颠覆朝鲜政府的企图，但通过事后进行的中日两国朝鲜问题谈判，签订了附有“将来朝鲜国如有重大变乱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出兵，应先互行文知照”条文的《天津条约》，事实上夺得了和中国对等的朝鲜问题处置权。

　　在事关朝鲜控制权的交涉中，清政府自以为历史久远的宗藩关系牢不可破，因而对外交谈判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一再推让，以为得计。而日本则利用一切机会，步步为营，咄咄逼人。至“琵琶湖事件”发生时，日本已经获得了国际法所认同的优势地位，此时的日本想要道貌岸然地鲸吞朝鲜，只需要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 开战（1）

　　19世纪中叶之后，朝鲜出现了一个名为“东学道”的秘密宗教组织，在底层民众中十分具有影响力。东学道认为朝鲜近代任人欺凌的悲惨命运，根源在于西方文明的入侵和官僚的腐败，主张以儒家传统的东学来抵制邪恶的西学，恢复古代历史上强大的朝鲜。

　　“在古代，我们光荣的执政者的著名大臣和参事们，为了逐渐发展仁爱和爱国的各项原则，而建立了神学校和普通学校，到处都有廉洁的吏治。现在外来宗教像蛛网一样笼罩着我们的国家，迷妄和谣言像野草一样生长起来，到处都是劣政与纷乱。你们是这些大臣和参事的后裔，你们使你们光荣的祖先蒙受耻辱，难道这不卑鄙吗？难道这不是令人厌弃的实际情况吗？……请你们遵奉伟大的教义吧，请做你们同胞的真正的人吧！……”[6]

　　1893年朝鲜大旱，饿殍遍野，而政府的压榨有增无减，导致民不聊生，各地东学道信众开始纷纷骚动。1894年朝鲜再度大旱，贪得无厌的全罗道古阜郡郡守赵秉甲强征水税，引起民变，在当地东学道首领全　准率领下，最终演变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起义军攻占城市，打击贪官，开仓放粮，投奔者越来越多，声势日益浩大。“吾辈举义于此，决非他故。所望拯百姓于涂炭，奠国家于磐石。当内斩贪虐之官吏，外逐横暴之强敌……”[7]

　　犹如天意注定，1894年必将是个不平静的年份，就在朝鲜国内东学道起义军如火如荼的时候，大海对岸的中国黄浦江边又发生了重大事变。3月28日下午2点钟时，上海美租界铁马路大桥北堍的日商东和洋行二楼一号房间内突然传出枪声，闻讯赶到的巡捕在房间内发现一具日本人的尸体，随即赶往吴淞口抓获了凶手。而后此案经租界移交给上海县进行审讯，结果令人大吃一惊。那位身中数枪毙命的日本人岩田三和实际是1885年政变失败后潜逃日本的朝鲜亲日派领袖金玉均，而凶手洪钟宇居然是朝鲜政府派出追杀的刺客。

　　“……金玉均是前为本国权臣，因在朝廷大逆不道，杀死几百人，我亲友也被他杀害，国王恨他有十年了。他逃在东洋，改名岩田周作。我与朋友前在东洋大阪，奉国王命，叫我们忠心下去，把金玉均杀死，以安王心……今我与他相遇来沪，他改名岩田三和，我今用六门响的手枪（可以装六颗子弹的左轮手枪）把他轰死，旋即走至吴淞，被巡捕追获的，手枪已掉弃在吴淞江内。我为国家大事起见，如将把他轰伤身死情形求电本国，自有回电来的。”[8]（摘自洪钟宇口供）

　　根据朝鲜请求，金玉均的尸体以及刺客洪钟宇都被送还朝鲜。朝鲜政府将金玉均的尸体进行凌迟、暴尸，以示惩戒。看到亲日派领袖落得如此下场，日本国内出现强烈的不满情绪，认为中国和朝鲜的举动是对日本的极大侮辱，日本政府所想得到的侵略中国、朝鲜的舆论空气已经渐渐成形。 开战（2）

　　与此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