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致这位特殊的人才、利用袁世凯身上某些特质的迹象。同时，与李鸿章私交甚好的袁保龄也致信袁世凯，告知李鸿章从中极力转圜、保护的情形，要袁世凯为之感戴。至此，袁世凯完全投入李鸿章的幕府。

　　经过甲申事变，根据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军的协定，中国军队完全撤出朝鲜。朝鲜政府认为日本与中国都不可靠，王妃闵氏有与俄国联系的倾向，俄国政府也有将朝鲜变成其受保护国的野心。觉察到这一不利形势，李鸿章奏请将壬午事变中被拘捕软禁在保定的朝鲜大院君释放回国，以制衡闵氏，并申请将袁世凯重新派回朝鲜，出任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务，意图用这位手段泼辣的人物，来震慑三心二意的朝鲜政府。

　　发迹（4）

　　1886年8月10日、11日，袁世凯路过天津，准备转道赴朝鲜上任。对属下嘻笑怒骂、全无架子的李鸿章，看到这位年少气盛、略现轻狂的少年官员，笑称“今如演戏，台已成，客已请，专待汝登场矣”。袁世凯请增派著名大员赴朝鲜，李鸿章则笑道“韩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原议诸员悉无所用，兵亦不须遣，只许汝带水师小队数十登岸作导引足矣”。语近戏谑，但不难看出甲申事变之后李鸿章心中对袁世凯所持的“拼命三郎”印象。

　　不负李鸿章期望，袁世凯立刻给朝鲜王室来了下马威。袁世凯携大院君抵达朝鲜仁川时，闵妃深忌这位国王的本生父亲，更明白清政府将与自己不共戴天的大院君放回的用意，于是左右国王，不准派出官员到仁川迎接。袁世凯遂一面大张旗鼓与各国在朝使节、军舰拜会，营造咄咄逼人的外交氛围，一面致信朝鲜政府兴师问罪，“某奉朝廷命送尔王父，似此简亵何以对君父？”逼迫朝鲜国王亲自出汉城迎接。大煞了国王和闵氏的威风后，袁世凯又立即给大院君上了一剂清醒药，将大院君的几名亲信以乱党之名处死，让其明白，清政府之所以放其回国，无非是利用大院君在朝鲜守旧派中的影响，以及其与闵氏的宿怨，让闵氏始终有芒刺在背之感，而并不是支持大院君重夺王位。

　　从此，袁世凯俨然以太上皇的模样驻在朝鲜，对朝鲜一切内政外交事务予以监控干涉，飞扬跋扈，目空一切，“任意侮辱韩廷君臣”。“袁某性情急躁，办事过火，殊欠和平，与韩官及各国公使不睦。韩王每做一事，袁即疑他国怂恿……”[9]利用泼辣手段、纨绔习气和痞子腔调来对付胆战心惊的属国，自然无往而不利，但对觊觎朝鲜半岛的一些海外列强，仅仅凭着这样的本事，是否也能游刃自如呢？

　　失着（1）

　　1894年春天，朝鲜爆发大规模的东学党起义，古阜郡被起义军占领后，朝鲜政府又派遣京军壮卫营前去镇压。壮卫营就是当年袁世凯随庆军入朝时，负责编练的朝鲜新军。意在展露自己的训练成果，袁世凯特别电报李鸿章，请求派出正停泊在朝鲜仁川的北洋海军军舰“平远”号协同作战，重启中国军队介入朝鲜内务的事端。

　　得到袁世凯的奏请，既想让朝鲜局势尽快重归平静，也想在属国面前展露一番上国军力的威势，李鸿章当即批准，电令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照办。5月12日，袁世凯报告李鸿章“‘平远’初五到群山卸兵，韩乱党闻兵到即瓦解……饥寇负隅，似不能久支”[10]，李鸿章当即将这一喜报转奏清廷。然而几天过后，25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突然致电李鸿章，告知从海关税务司赫德处得到“韩兵大败”这一截然不同的消息，询问“赫言与袁道电互异，究竟情形如何？”，同时总理衙还得到了“倭以‘平远’船有华兵四十名，亦欲派兵前往”的突发消

　　息，要求李鸿章予以查证。事实上就在前一天，前往进剿东学党的壮卫营已经大败兵溃。袁世凯不得不极没光彩地承认自己此前的判断过于乐观，“全罗道匪党势颇猖獗，韩兵练溃败”[11]，对日军准备派兵前往朝鲜这一敏感话题，则一口予以否认，称“未闻日有派兵说”。[12]按照处理涉外问题的习惯，袁世凯发回的所有报告，李鸿章都当即转电总理衙门或者军机处，以便高层决策判断。

　　5月26日中午，“未闻日有派兵说”的消息顺着电报线从天津发往了北京。几个小时后，袁世凯又向李鸿章发来了进一步的消息，电文之间的内容显得极不寻常。

　　电报称，“平远”舰运送朝鲜军队从仁川出发后，日本驻朝公使曾派人询问朝鲜政府，“‘平’去何为？”，朝方回答“以借送韩兵”，日人追问“华兵下岸否？”，在得知中国没有水兵登岸后，日方提醒“倘下岸须按乙酉约知照。”[13]

　　“按乙酉约知照”，即按照1885年签署的《天津条约》里的第三条规定，“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日中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14]1885年的《天津条约》，作为袁世凯在甲申事变中鲁莽行动的善后，是中日两国约定的未来朝鲜再出问题时的外交措置预案。然而约文中实际存在大量文意不明的漏洞，上述第三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一条文规定的前提“发生变乱重大事件”本身如何界定，显然是模糊不清的，而且日中两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