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凯只字不提。[20]

　　收到电报后的第二天，李鸿章将朝鲜请援一事正式上奏，同时决定调动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部陆军赴朝平乱。外交经验比袁世凯大为丰富的李鸿章，对错综复杂的朝鲜问题竟然不作更多思考，如此匆忙做出决定，显然受到了袁世凯的日本“似无他意”报告的误导。另外，李鸿章无疑是担心如果东学党事变越演越烈，会导致各国以保护使馆、侨民为由出兵朝鲜，届时事态将无法收拾。尽管他是当时中国最富外交经验的官员，在近代国际交涉领域也不过是个经验丰富的外行而已。尽管他手下不乏专门留学学习国际法的人才，但推举任用驻外大员时，他眼中的标准不过是亲疏关系和传统的胆气、权谋如何。在涉及国际法运用的此刻，他手下那些落寞的专业人才似乎集体失声了。日本政府期待已久的战争借口，就这么来到。 误打误撞（1）

　　1894年6月6日下午6时，天津塘沽码头人潮如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领古北口练军、武毅军等部910人登上招商局的“图南”号商船，踏上了援朝的征程。[21]同一天，遵照李鸿章的指示，中国驻日本公使汪凤藻向日本政府通报，“派兵援助，乃我天朝保护属邦旧例……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22]李鸿章根据袁世凯此前报告的“日本必不会多事”的判断，认为完成了1885年《天津条约》的义务，知照日本后就不会旁生枝节。

　　但是，就在照会发出后不久，仿佛是这次派兵举措过于仓促草率而连带的后果，一连串不寻常的事情开始出现。6日早晨电告驻日公使汪凤藻后，很快一封来自日本的电报到达天津，汪凤藻报告日本派回国述职的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带领20名警察前往朝鲜。至下午，汪凤藻又致电，告知听说日本将要向朝鲜派出军队。突然听到这些消息，李鸿章预感事态有变，但仍故作镇定，回电汪凤藻加以抚慰，“韩未请倭派兵，倭不应派。若以使馆护商为词，究有限”。[23]

　　实际上，6月1日郑永邦从袁世凯口中得知清政府有意派兵后，日本政府就已经计划将之作为挑起战争的借口，而预先准备了。2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讨论决定如果中国出兵，日本就以保护使馆为名首先派遣一个旅团的兵力进入朝鲜，同时命令海军常备舰队舰只向朝鲜仁川、釜山等重要口岸集中。3日，朝鲜政府正式发出向中国求援的文件。4日，杉村濬从朝鲜发回报告，“袁氏派其书记官通知我，昨夜朝鲜政府已就请求援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