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平待轮，乞速示。”[40]代理袁世凯职务的唐绍仪也及时佐证，“袁道病日重，烧剧，心跳，左肢痛不可耐。韩事危极，医药并乏，留汉难望愈，仪目睹心如焚。”[41]此招果然奏效，7月18日，袁世凯终于盼到了望眼欲穿的调令，“奉旨，袁世凯著准其调回，钦此。”[42]旋即登轮回国，于22日夜抵达天津。[43]日军攻入朝鲜王宫，战事爆发时，袁世凯已然身处事外。袁世凯在朝鲜见难而退，不肯担负责任，尤其是最后时刻为了回国而上演的丑剧，令李鸿章异常不满，很快以其熟悉朝鲜情事为由，勒令其返回朝鲜，到平壤前线任事。

　　近一个月后，8月16日，军机大臣翁同　的府上来了位年轻人，袁世凯的堂弟袁世勋受托，前来说情。

　　“袁世勋（敏孙）为袁慰廷事来见，慰廷奉使高丽，颇得人望，今来津不得入国门（李相保令赴平壤），欲求高阳（李鸿藻）主持，因作一札予高阳，即令敏孙持去。”[44]

　　回朝（3）

　　当局者迷的袁世凯，始终不明白自己为何在对日交涉中输给了日本人，也不愿再去思考这个问题。他看到伴随着战局的恶化，淮系日薄西山，且又对李鸿章将自己重又派上前线的举动感到不满，借着叔父袁保龄曾是清流领袖李鸿藻门生的关系，私下里悄悄投向清流，寻找其他升迁的道路。

　　对袁世凯在朝的表现，甲午战争后，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回忆往事，曾不无愤然地说到：

　　“合肥（李鸿章）素仁厚，止以喜用小人之有才者，晚年为贪诈所使，七颠八倒，一误再误……独袁以罪魁祸首，而公论以为奇才，直不可解，花房之役（壬午事件）攘吴长庆功，此不足论。虽曰欲尊中朝，而一味铺张苛刻，视朝鲜为奴，视日本如蚁，怨毒已深，冥然罔觉，土匪之起即倭所使，电禀日数十至，请兵往剿，彼岂不知亲家翁之约者？（袁世凯与商谈签订中日1885年《天津条约》的吴大瀓是亲家）无乃太疏！”[45]

　　李鸿章在甲午战争末期入都，战后的一天，恭亲王也问及此事，李鸿章的回答耐人寻味。

　　“恭亲王一日问合肥（李鸿章）云：‘吾闻此次兵衅，悉由袁世凯鼓荡而成，此言信否？’合肥对曰：‘事已过去，请王爷不必追究，横竖皆鸿章之过耳。’恭亲王嘿然而罢。”[46] 第二章提要

　　偌大中国何以输给小小岛国——日本，且致如此一败涂地？在故纸堆中认真作一番翻检搜求，还真能找出不少线索。碍于财政，北洋海军的规模及装备在战前已远逊于对手；陆军相形之下，更为没落，募集、训练、装备、后勤，一无所长，且国内所谓“北洋精兵”仅赖地方维系，竟被划归在国家财政体系之外。在此种情形之下，以北洋一脉搏倾巢而出的日本，欲求一胜，真可得乎？！

　　提及清朝后期中国的军力，留给今天人们的印象往往是多达上百万的陆军，以及大海之上亚洲排名第一的强大近代化舰队。这种印象，自然而然会与甲午战争中清军兵败如山倒、百战而无一胜的实际情况形成强烈的反差。很多人都难免为之困惑，为什么拥有如此强大军力的清王朝，还会输给小小的日本？很多人会诅咒那些贪生怕死的将领，痛责签约割地的官僚，仿佛将这些“奸臣”们统统予以更换，或许整个战争就会有截然不同的收局。然而细读清代的档案将会发现，纯军事层面的战败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因为那些所谓的堂堂之师，只停留在纸面上。

　　发问

　　清代中枢设有都察院，是全国最高的行政监察机构，也是以评论时事、弹劾官员为能事的清流言官的重要阵地。东学党事发以来，对朝政决策，清流言官长时间处于观望状态，尽管私下议论丛生，但官面上并不多发言论。直到1894年6月22日，以都察院江西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是清代官名，负责监督所辖地区的吏政，纠参弹劾违纪官员的言官，清末也经常越区参议朝政）、浙江余杭人褚成博的一份奏折开始，正式拉开了清流言官全面监督、评论甲午战守决策的序幕。

　　那一天，正是日本提出改革朝鲜内政的无理要求的日子，而负责北洋交涉事务的李鸿章正积极寻求列强斡旋，想通过邀请列强派兵进入朝鲜保护商务的方式，破解日本独吞朝鲜的阴谋。褚成博奏参的矛头对准李鸿章，认为李鸿章不想方设法增兵朝鲜，威慑日本，反而寻求列强调停，“何能壮声威而折狡谋”，要求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增兵和日本抗衡。

　　7月4日，朝鲜局势进一步紧张，已升任吏科给事中（清代官名，都察院下设的言官，负责专门纠察吏制，有直接向皇帝建言的权力）的褚成博再度上折言战。除继续对李鸿章力主外交和议的行动提出严厉批评外，褚成博还专门就中日军力做了一番对比，评价日本是“岛夷小丑，外强中干，久为寰海所共知”。中国历史上对东瀛岛国日本向来小视，加上日本在朝鲜壬午、甲申两次事变中外强中干的表现，更使得在清流士子乃至中国百姓心目中，日本不足惧的印象已根深蒂固。

　　对于中国，褚成博的看法也代表了当时的普通舆论。“我中华讲求海防已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