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回籍练兵，以名为勇营的地方自募民兵力挽狂澜。战争中，出现了几支战斗力旺盛的著名勇营部队，其中包括曾国藩一手缔造的湘军，李鸿章统率的淮军，张曜的河南子弟兵嵩武军，由皖军演变出的宋庆毅军，还有脱胎于湘军而自立的左宗棠楚军，其中尤以湘军、淮军最为出众。

　　陆军：纸上的百万雄师（2）

　　这些勇营军队以乡情、亲情为纽带而凝聚，在内战硝烟中被迫努力获取近代武器来装备自己，太平天国和捻军战争后，它们已然成为当时中国近代化装备程度最高的陆军，自然而然地扮演起国之干城的角色。这些并没有名分、粮饷来自地方通过捐税自筹的军队，滑稽颠倒地以民兵的待遇担负了国防军的责任。

　　甲午战争前，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各种勇营部队，以及模仿勇营的制度挑选绿营精锐改编训练成的练军，总数为459367人。如果算上八旗、绿营，全国军队的规模看似非常庞大，达到

　　114万人以上。在这上百万的大军中，勇营、练军是骨干，而在勇营、练军中始终保持练军习武，装备较为精良，战斗力较高的，其实只有驻扎在北洋沿线的一部，亦即清政府责令直接担当对日战守的军队，其余大都战斗力低下，且分散在全国各地，向北方集结调动十分困难。

　　根据李鸿章的报告，结合战前日本情报机构搜集的资料，统计甲午战争爆发前，驻防旅顺、大连湾、天津、威海等地的淮军等勇营军队，计有毅军、亲庆军、铭军、盛军、武毅军、仁字军、嵩武军等番号，兵力38642人。另加上驻在奉天的勇营部队奉军，直隶练军中较有战斗力的正定、通永、古北口练军共14639人，总计北洋沿线的清军主力53281人，这也就是清政府全国精锐陆军的总数。[9]由于这些军队中，很多担负着守卫炮台要塞的重任，并不能随意调动，其中真正能够用作机动的兵力仅有驻扎天津的卫汝贵部淮系盛军11384人，叶志超、吴育仁、聂士成等部直隶练军、武毅军10357人、以及驻扎奉天等地的左宝贵奉军3879人，总计只有2万5千余人。

　　在此后的实战中，北洋陆军机动兵团在第一梯次全部投入朝鲜作战，被人数、重火器装备都优于自己的日军击败，为应对颓势，李鸿章不得已又把大量留驻炮台要塞的守军也投入野战场，结果仍然无法在战力上超过对手。同时守军抽调后空下的炮台防务，被迫招募新兵填充，结果在敌军临境时，仓促募集、缺乏训练的新军根本无法发挥先进武器的作用，导致重镇接连失守。随着五万余陆军精锐的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抽调各省的勇营、练军应付，却更加不是日军对手。

　　而在同一时代，日本陆军已经全面推行义务兵制，普及军事院校教育，建立了完善的参谋部制度，全面实现了训练、制度、装备、战术的近代化。除去守卫本土各要港的要塞炮兵等部队外，日本陆军的机动兵力编为7个野战师团，兵力123047人，甲午战争中几乎全部投入中国战场作战。[10]日军战时兵团称为“军”，通常由两个野战师团为主组成，总兵力三万人以上，由此可见，日军每个作战兵团的兵力都要超过清政府全国精锐机动陆军兵力的总和。 陆军：纸上的百万雄师（3）

　　在近代化陆军兵力上不敌日本的同时，军队的作战能力相比起日军，差距更大。包括精锐的北洋淮军在内，清军的勇营部队沿用的是明代戚家军的制度，最大的建制单位仅为营（步兵一营人数400—800人，骑兵和炮兵一营人数100—300人），又没有近代化的司令部指挥系统，战时大兵团指挥极易出现混乱和失控。至于近代化的后勤供应、医疗卫生，更是闻所未闻的天方夜谭。

　　人员方面，军官阶层大都没有任何近代陆军指挥、作战知识的教育背景，仅仅是因为自己或长辈在太平天国、捻军战争中立有战功，而逐级晋升，所掌握的战争知识主要依靠以往内战中的自学摸索，长辈、同僚的言传身教。士兵阶层则更没有任何系统的近代军事知识培训，至多学习一些诸如队列和西式兵器的操法。太平天国和捻军战争结束后，这些军队中的统将和兵士还算有一些实战的经验，随着时间的推移，老成凋谢，这一点点经验也早已荡然无存。

　　早在甲午战争爆发20年前，1874年李鸿章在一封写给大哥李瀚章的信中，就曾透露出了对这种现象的忧心忡忡，“昨过盛军，问将领皆四十以外人，不觉老将至矣！再遇艰巨，未知尚堪磨淬否？大抵欲官者多官气重，则朴风渐离，如何？！如何？！”[11]盛军是整个淮军中的佼佼者，情况已经如此，其他可以想见。

　　如果说北洋海军虽然硬件战力不如日本，多少还有训练出色的优势外，陆军则连这个优势也不具备，兵力、战力都不及日本，白白背负了百万雄师的虚名，充其量不过是一支兵力弱小、装备了西式武器，但是仍停留在中古状态的军队。 轻于一掷（1）

　　清末二次鸦片战争后，为处理各开放口岸和外国交涉的事务，除了在中央设立统一的外交部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清政府还分设南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