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悚然了。

　　日本的近代海军几乎和中国从同一道起跑线上出发，期间因为琉球事件、朝鲜壬午和甲申事件，始终呈现着一种你追我赶的军备竞赛的形势。早期，两国争先恐后从国外购买军舰，中国购买了“超勇”级，日本立刻购买同型的“筑紫”，旋即又购买从“超勇”级改良而来的“浪速”级，看到日本购买了“浪速”，中国则立刻购买从“浪速”改良而成的“致远”，然而到了北洋海军成军后，这种竞赛就渐渐成了日本的独舞。琵琶湖事件发生，日本立定要入侵朝鲜、中国的谋略后，日本海军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与李鸿章可怜兮兮的8艘军舰相比，至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海军共拥有可出海作战的主力军舰31艘（二等铁甲舰3艘、巡洋舰

　　11艘、炮舰17艘），其中包括专门为克制中国的“定远”、“镇远”铁甲舰而设计建造的

　　3艘“松岛”级军舰，还有同时代全世界火力最猛、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吉野”。和北洋海军军舰动辄5年以上的舰龄相比，日本海军1891年后服役的全新军舰多达9艘，其中有2艘甚至是1894年刚刚服役的军舰。这些军舰身上，充满了对付既往旧式军舰的杀手锏。[5] 海军：逝去的亚洲第一（4）

　　1894年时亚洲第一海军的桂冠已经属于日本，北洋海军无论在舰只数量，还是先进程度上都望尘莫及，唯有的一点可弈之资，就是训练。视北洋海军为假想敌的日本也早早注意到这一点，现藏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的1891年孤本日本海军情报书籍《清北洋海军实况一斑》中，就有一段重要的评估。

　　“（北洋海军）军纪、训练全部学习英国……从舰上官兵的活动观察，纪律极为严肃，武器保养、舰内配置非常到位……舰队内号令均用英语，舰内的布署表、日程表等文件都是中、英双文，舰上的各种训练虽然难免喧嘈杂扰，但极为迅速活泼，从持枪练习来看，姿势标准、动作敏捷。北洋舰队跨国远航活动不多，但在本国沿海的航行非常频繁，却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故。1889年旅顺演习时，舰队出港动作迅速、运动中阵型保持良好，这绝对不是可以轻侮的进步。”[6]

　　但是在技术较量几乎占据决定因素的近代战争中，人是否就一定能胜天呢？这不

　　由得不让李鸿章为之担忧。还是在李鸿章上奏的1894年的7月4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致电李鸿章，申请率领战舰深入日本军舰密布的汉江一带巡弋，李鸿章回电讥讽“此不过摆架子耳……人谓我海军弱，汝自问不弱否？”[7]

　　陆军：纸上的百万雄师（1）

　　甲午战争爆发前，对海军实力的估计还有少数国人保持清醒，认识到中国弱于日本，但在陆军方面，则几乎是众口一声，包括总理中国海关的英国人赫德在内，都估计中国陆军最终将凭借人数优势战胜日本。可在李鸿章7月4日的奏折里，并得不到这种乐观的印象。

　　“沿海陆军，除胶州台工经始未成外，山东威海卫则绥巩军八营、护军两营；奉天大连湾则铭军十营，旅顺口则四川提臣宋庆毅军八营，又亲庆军六营；山东烟台则嵩武军四营；直隶北塘口仁字两营，大沽口炮队六百七十名。臣前折所谓分布直隶、东、奉三省海口把守炮台合计二万人者指此。其分驻天津青县之盛军马步十六营，军粮城之铭军马队两营，芦台之武毅两营，皆填扎后路，以备畿辅游击策应之师。至绿营兵丁，疲弱已久，自前督臣曾国藩及臣创办练军较收实用。无如直隶地面辽阔，与东、奉、晋、豫接壤，北界多伦、围场，皆盗贼出没之区，经年扼要巡防，备多力分，断难抽调远役。”[8]

　　清代入关以后，以八旗和绿营军队为经制（有国家正式编制）常备军。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全国八旗兵力为250078人（其中驻防北京和直隶148200人，驻防东三省45117人），绿营兵力440413人（直隶40805人、山东17667人），总计全国常备军69万余人，直接在甲午战争前线各省的兵力超过20万人。但在李鸿章计算的北洋边海防军队数字里，却出现了八旗、绿营根本不在其内的咄咄怪事。

　　这种怪事的缘由，是清政府官场内几乎尽人皆知、但是又说不得的秘密。自从入主中原以来，八旗、绿营的战斗力每况愈下，不仅仅是武器装备缺乏更新，更重要的是吏制的腐化和训练的废弛。鸦片战争中八旗绿营被西洋列强打得疲于奔命，到了太平天国战争时，更是全无一用。甲午战争前，这支清政府的常备军战斗力早已尽丧，只能勉强充当维持社会治安的角色。可就是这么一支腐烂到极点的“军队”，因为是曾经帮助打下江山社稷的皇朝子弟兵，属于赖以维系政权存在的“祖宗旧制”，改革之刀无法触及，每年清政府并不宽裕的财政要为这支吃闲饭的队伍支付2000万两银上下的粮饷开支，相当于北洋海军建军购舰的全部费用，可谓是清政府机体内的毒瘤。

　　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鸿章在奏折里点算出来真正能够派上用场的军队，大都来源自民兵，并不算在清政府的国家编制内。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八旗、绿营一败涂地，万般无奈的清王朝被迫起用汉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