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以及舰上的官兵，做出正式报告。

　　“二十三四点，‘济’、‘乙’由牙开，七点遇敌，彼先开炮，三船聚攻‘济远’，密如雨点，望台、炮架、三舵机均受伤，阵亡弁勇，初甚失势。‘济’、‘乙’炮力不及敌远，还炮不却，迨敌以一船横截‘广乙’，‘济’只剩十五生一炮，猛击命中，敌二船始折回，而‘吉野’督船尾后，连追不止。‘济’停炮诈敌，彼欲驶近拟擒我船，‘济’即猝发后炮，一弹飞其将台，二弹毁其船头，三弹中其船中，黑烟冒起，‘吉野’乃移逃，四弹炮力已不及矣，查却敌保船，全恃此炮，水手李仕茂、王国成为功魁，余帮放送药送弹之人亦称奋勇。昌已传令为首李、王赏一千两，余众共一千两，告谕全军，以为鼓励。风闻提督阵亡，‘吉野’伤重，途次已没。如果属实，查确后尚当照前定赏额划清补给，以昭信赏。”[5]

　　捷音变奏曲（3）

　　丁汝昌的报告表面上看是对方伯谦最初报告的补充和细化，所传递出的大致信息相仿。但如果细细推敲，丁汝昌报告里称“却敌保船，全恃此炮，水手李仕茂、王国成为功魁，余帮放送药送弹之人亦称奋勇”，但绝口不提“济远”舰管带方伯谦。推功时，竟然略去了海战现场的最高指挥官员，于情理都有不合，丁汝昌似乎是暗示方伯谦与尾炮退敌行动并没有直接关系。

　　丁汝昌为正式具文报告，必然会调查“济远”舰的航海日志，而且“济远”的舰员接受询问时，多少也会透露出一些日志所载的重大战场情况。但在丁汝昌的报告里，无论是击毙倭提督，还是日本军舰挂龙旗而奔等战果都没有着重提起，反而只将其定性为风闻，这一情况更显特殊。

　　中午时分接到丁汝昌的电报后，李鸿章在当天下午回电表达自己的看法，电文中一语道破天机，“‘济远’接仗情形已悉。前已据方伯谦电禀，转电总署代奏。一炮如此得力，果各船大炮齐发，日虽有快船、快炮，其何能敌？”此即表示对方伯谦电报中的尾炮击退日舰一事有所怀疑。同时李鸿章告诉丁汝昌，根据驻日公使汪凤藻在日本获得的情报，“未言提督亡，‘吉野’沉。”[6]

　　不过无论是丁汝昌还是李鸿章，并没有把自己的这种不好的判断上呈清廷，也没有继续就此问题进行追查。这种看似纵容的行为，其实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当时的清流舆论压力。清廷责成李鸿章向朝鲜增兵之前，就已经接连有言官奏参李鸿章，清流一派亦有意争夺李鸿章北洋海防驻军中拥有国家编制、且耗费巨资建设起来的北洋海军。

　　7月17日，礼部右侍郎志锐上奏参李鸿章“一味因循玩误”，批评叶志超和丁汝昌“铁舰不入仁川，陆军不入汉城”，是“败叶残丁”。[7]22日，江南道监察御史钟德祥密奏，参丁汝昌胆怯无能。8月3日志锐上片，“请令丁汝昌来京陛见，即交刑部治罪。”8月6日褚成博参李鸿章、丁汝昌，文廷式参丁汝昌。在这种丁汝昌本人并没有任何过错，仅仅因为清流言官认为丁汝昌是在执行李鸿章的保守策略，为了将海军的指挥权从李鸿章手中夺出，而奏章不断的情况下，丰岛海上的捷音不管真伪如何，都可以用来暂时为丁汝昌抵挡一阵。倘若此时李鸿章、丁汝昌称丰岛战报有假，清流言官将会发起一场怎样的舆论攻势，则是李鸿章所不敢设想的。

　　在清流阵营内，7月28日，清流领袖、军机大臣翁同　看到了李鸿章转奏的方伯谦报告，给他的感觉是“我船甚单，赖‘济远’，苦战，未至大损”。[8]30日，翁同　的门生张謇给老师写信，建议“‘济远’既能鏖战而回，当时战状其管带方伯谦必能尽悉，宜令李（李鸿章）详问以报，略嘉奖之”。李鸿章可能无法料到，丰岛的捷音实际对保护丁汝昌所起的作用并不大，甚至还起了负面作用，张謇在信的末尾暗示翁同　“（丰岛海战）丁为提督，何以并不前往？”[9]

　　捷音变奏曲（4）

　　7月30日丁汝昌的详细报告即因此而作，但报告中推功时不提方伯谦的情况，显然引起了清流的不满。8月11日，翁同　参与拟写的电旨寄发给李鸿章，“管带‘济远’之方伯谦，于牙山接仗时，鏖战甚久，炮伤敌船，尚属得力，著李鸿章传旨嘉奖。”[10]

　　至此，丰岛海战在清政府内正式定性。

　　就在丰岛海战一案定性10天前，上海《申报》上登载出了一篇明显依据方伯谦报告和“济远”航海日志的细节编写出的报道，刻意推出方伯谦的英雄形象。是谁在给报纸投稿制造舆论，则不得而知。

　　“（‘济远’）驶至高丽海面，遇一日本兵船，即互相战斗，自晨战至午后三四下钟时始止。初时，船上炮兵似有畏怯之状，统带方君怒以手枪击毙四五人，余遂愿为效命，奋勇争先，炮火喧天，精神益奋，弹丸飞去，击死一日本督兵官，日船大受伤夷。忽日人放一开花炮，击中‘济远’船面，毁及船首大炮，司炮之弁及两旁士卒皆及遇难，死者十三人，伤者二十七人，舵轮亦折损。统领乃将轮捩转，仍得行驶自如，船既转，突开后面巨炮以击日船，日船受伤更甚，日兵官知不能敌，急高挂龙旗乞降，并悬白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