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进速度缓慢，加之9月10日左右日本陆军就已经包抄向平壤后路，威胁到陆地运输线。因而驻平壤的一些军队，从出征到平壤溃败，期间通过这条低效的补给线仅仅只获得过一次补给。

　　从后来日军在鸭绿江之战缴获的战利品情况分析，因为清政府常年不修武备，地方财力又无力维持大规模的近代化战争物资储备，因此当大战临头，在义州堆积成山的待运物资里，枪炮弹药所占的比重并不大，从这一点来说落后的运输并不是造成军火短缺的直接原因。但叶志超所说的“粮完”，主要原因却是出在这条运输线上。

　　没有弹药，会严重削弱一支军队的战斗力；没有粮食，则几乎会断送这支军队的生命，尤其是对于当时士卒们纯粹为了养家糊口吃饱饭才当兵的中国军队。协调各路后勤运输的盛宣怀与各处的公文往来中不乏军粮运输的细节，通过逐一分析这些文件，我们不难理清平壤驻军的粮食供应情况。

　　盛军出发后，统领卫汝贵的儿子卫本良在天津老营于8月初备妥3000石大米作为首批军粮，16日起运，9月初到达义州。旋即因为义州通向平壤的路上，已经出现日本军队前哨踪迹，这批军粮陷入积压状态。直到平壤之战结束多天后，9月21日义州转运局汇报军粮存量时，仍然还在义州，“义州盛军粮台实存三千余包”。[7]

　　叶志超率领的直隶练军和武毅军是最先进入朝鲜的中国军队，牙山战败后，辎重粮草几乎遗失一空，退到平壤时几乎没有任何补给。8月27日，补充叶志超军的2000石大米从天津用轮船启运，[8]9月9日左右运抵义州，和盛军的军粮遭遇同样命运，颗粒没有运到平壤。马玉昆统率的毅军是平壤另外一支主要驻军，由于原驻地就在旅顺，不需要像原驻直隶的军队那样先用轮船运过渤海，所以毅军军粮可以直接从旅顺雇民船运往大东沟。虽然在盛宣怀主管下的招商局船运记录中查不到踪迹，不过平壤战后在义州转运局里也堆积着1000石毅军的军粮，联系赴朝毅军总数只有4营的情况，由此大致可以判断，这1000石也是毅军的全部补给军粮，并没有运到平壤。唯独有军粮运输成功记录可寻的是左宝贵部奉军，8月28日奉军冒险使用舟船，从义州解运到了一批军粮，“奉军米粮由义州装船运平壤，走八天，甚平安。”[9]驻守平壤的奉军包括左宝贵奉军和奉军靖边军两部，共六营兵力，所解运的军粮大致约2000石规模。 粮完（3）

　　总数约7000石的军粮堆积在义州无法前运，平壤城里的大部分清军除了出征时自行携带的军粮外，没有得到后方运来的任何补给。面对嗷嗷待哺的上万军队，统兵大将叶志超只得商量朝鲜地方官帮助就近筹措。朝鲜北部土地贫瘠，人口稀少，重镇平壤不过只有两万人口，要为一万多中国军队组织军粮，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军粮吃紧的窘迫境况中，清军不再挑剔，无论小米、玉米，只要是粮食都一概接受。

　　平壤之战后，日军统计的战利品清单中，记录到缴获的军粮种类五花八门，共有大米2600余石，未脱壳的稻谷302石，大麦4石，粟米817石，小麦317石，玉米102石，[10]印证了平壤清军后期军粮供应主要依赖自朝鲜当地的情况。

　　尽管得不到自己后勤系统的军粮供应，但按照清代1石约折合50斤来计算，日军俘虏的各类军粮总和有约20余万斤，以平壤守军兵力1万5千人粗算，这些粮食还可以勉强维持十余天。不过，日军统计的战利品数字不仅指在平壤城中虏获的数字，而是整个平壤战役期间缴获的数量，不能简单视作是平壤清军溃败前的储量。

　　平壤大战三天前，1894年9月12日，李鸿章接到叶志超万分紧急的电报。因在平壤“百事创设，心力交瘁”陷入病中的叶志超，报告了一桩极为危急的军情。朝鲜咸镜道地方帮助筹措的军粮，11日在大同江内被日军全部掳走，“现五大军只存军粮数日……后路转运，至今未到。”[11]在日军档案中，这一消息得到完全证实，9月11日日本第五师团主力在大同江上游，即咸镜道来路方向俘获了25艘船只。[12]以1艘船载运100石计算，扣除去这批根本没有送到平壤城内的军粮后，9月15日大战当天平壤城内的军粮数目只有1600余石，约8万斤，仅够军队勉强维持一周左右，如果算上城中两万居民也要求食，则仅够维持三天左右，足令人触目惊心。在后路转运无望，周边朝鲜地方筹粮又无法运至，城中仅仅剩下够军民维持几天粮食的情况下，平壤城的的确确已经“粮完”。

　　弃城（1）

　　城北制高点丢失，外城城门被攻破一个缺口，城内军队又濒临弹尽粮绝，叶志超一筹莫展。他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召集诸将会议，提出了弃城北撤的意见。根据当时形势，各军统将对此均表示同意，平壤城内的朝鲜最高官员、平安道监司闵丙奭也没有异议，“亦听任之。”

　　征求了诸将意见，叶志超在决策撤守重镇这样很容易引火烧身的重大事件的时刻，头脑尚显得十分清醒，准备向国内做出汇报。平壤城对外界的有线电报，从14日起已经断绝，无法直接和国内联系，叶志超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