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队登船出发开赴朝鲜，负责掌管盛军的军火。报告称，驻守平壤的盛军，所有的军械、弹药物资共曾收到两批，包括75毫米克虏伯行营炮弹1200发、2磅小行营炮炮弹1200发、加特林机关炮炮弹50000发、各类步枪子弹50万发。到9月15日平壤激战为止，这些弹药经过发放，库存各类步枪子弹仅剩余10万余发、克虏伯75毫米炮弹剩余350发、2磅炮弹剩余300发，加特林机关炮炮弹没有存余。

　　而盛军自9月12日在平壤与日军前哨接触以来，至15日中午，所消耗的军火就高达子弹75万发（盛军从国内出发时，每名士兵配发了150发子弹，以平壤盛军总数为5000人计算，也就是到15日中午，盛军已经打完全部的弹药基数75万发。邱凤池所储存的子弹总数只有50万发，不足以再补充一天所需的供应量）、炮弹2800余发（加特林机关炮属于速射武器，消耗数量不在这个统计中。平壤盛军装备各类火炮近20门，出发时每门炮随炮配发50发炮弹，加上邱凤池保管的75毫米、2磅炮弹共3400发，2800发的消耗量意味着到9月15日下午除库存的600余发炮弹外，各炮已经没有弹药）。因为12日至14日发生的都是小规模前哨接火，最主要的消耗发生在15日。由此可见到中午时分平壤城盛军库存的弹药总数已经少得可怜，根本不足以再支撑一天类似15日这样强度的战斗。[5]

　　邱凤池的统计数字仅计算到9月15日中午，而且不包括盛军以外的其他各军。各军的总体消耗情况，可以从日军平壤之战缴获的物资清单上一窥端倪，与盛军并没有什么差异。

　　全场战斗，日军缴获75毫米克虏伯炮18门，所获炮弹516发，平均每门炮仅剩下不到30发。2磅一类的小炮缴获13门，炮弹209发。加特林机关炮缴获4门，炮弹117发（加特林机关炮的射速按每分钟发射20发计，4门火炮的弹药只够发射几分钟）。[6]

　　对比这样的弹药情况，叶志超称“子尽”并不为过。 粮完（1）

　　1894年7月末、8月初，盛军、毅军、奉军以及东北练军各部陆续进入朝鲜时，事机紧迫，为加快军队集结、出发的速度，类似军火、粮食、辎重这类大宗物资，并没有能够随军大量携带，主要留待后路陆续筹措后向前转运。

　　甲午时期的中国军队，并没有像日军那样沿途设立兵站进行运输、供给的近代化后勤制度，抵达平壤的驻军，依赖的是背后一套拖沓、漫长的原始补给系统。盛军等勇营军队，此刻虽然出现在对外的国防第一线上，然而他们不具有国家编制，并得不到国家后勤的支持，他们所依赖的物资、粮械都需要组建他们的地方省份自行筹措、供给。因而几支军队虽然驻扎在同一座平壤城，背后的后勤补给却是各自一套账目，互相之间并不接济。

　　此次出兵涉及境外，身为津海关道、轮船招商局督办、中国电报局总办，掌管着轮船、电报等近代化运输、通讯手段的盛宣怀，理所当然地被李鸿章任命，总理后路转运事宜，当起了北洋各支出征军队的总管家，将国内的各股后勤线，协调归并到通往朝鲜这一条干线上来。

　　从中国北方向朝鲜平壤运兵、运物资，距离最近、效率最高的线路，就是用轮船从天津、旅顺等北方港口，直接横渡黄海，进入大同江卸载。然而，丰岛海战后这条横渡黄海的路线，被认为过于危险而放弃使用。北洋各路军队增兵朝鲜时，除了原驻防东北的奉军、东北练军可以直接从陆路运输物资前往朝鲜外，驻防天津、旅顺的盛军、毅军等军队，仍需要走海路，被迫采用的是由轮船从天津、旅顺载渡，航行到鸭绿江大东沟卸载的路线。后来因为日本海军活动日益频繁，北洋海军舰只有限，无法四处扑击，天津、旅顺至大东沟的海上运输线，被缩短成只运输到营口，以此尽量规避海上风险。

　　素有洋务之城美誉的天津，还是当时北洋一带重要的军火、物资集散地。为供应派朝军队，除各支军队组建地提供供给外，李鸿章努力借助自己的各种关系、渠道，从各地购买、借用西式武器以及补给物资，起初也是通过这条海上之路运送。盛宣怀等考虑到运输的安全性，进一步“改良”北洋沿海运输线，改成从天津用轮船将物资首先运到旅顺，再卸载、过驳到雇佣的百姓木船上，由这些采用风帆、或者小拖轮拖带的民船，沿着日本军舰无法进入的近海浅水，运往大东沟。以盛军的一次物资运载为例，1894年8月16日包括粮食、军械等物资自天津新城用轮船运载出发，18日到达旅顺，因为民船一时没有雇齐，看押物资的盛军军官又出不起高价，只能卸载堆积到旅顺，直到9月初才部分运到鸭绿江畔的义州，单程竟耗费半月之久。 粮完（2）

　　天津、旅顺、东北等海陆路运输的物资，抵达鸭绿江畔后，还需要再雇佣鸭绿江一带的民船帮助渡到对岸的朝鲜。江边的城市义州成了各路中国物资的汇聚之地，盛宣怀就近设立义州转运局帮助照料，由接收物资的各支军队自行派人到义州运往平壤。义州通往平壤的道路崎岖难行，运力主要依赖雇佣的朝鲜牛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