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体连同那五件根雕一起运上了九中的天台上。”

　　“运送完毕，我对九中的后勤主任说，需要上去对根雕做一次护理。后勤主任很放心的把铁门的钥匙给了我。我来到天台，打开木箱，把方果的尸体拿出来，装进了麻袋里，用砂土和木屑掩盖，再将封口处扎紧。放在天台上的东西不少，多一个麻袋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的，就算注意到了，并且查到我，也没有关系，从始至终我都没有想过逃跑。接着，我拿出橡皮泥，在上面印上了铁门钥匙的形状，我有配钥匙的经验，很容易就可以配出一把一模一样的钥匙。”

　　“在这之后，我托朋友买了一套九中的校服，没事就去九中转转。9月16日那天，我穿着校服混进校园，在课间操开始之前和那些学生一起在五楼的走廊里闲逛，等到他们下楼准备做课间操的时候，我用配好的钥匙打开铁门，走上天台，藏在那只红色的塑料桶里，确定周围无恙后，打开木箱，把方果的尸体推了下去。”

　　任烟生：“在2005年的夏天，你父亲胡邦的遇害案已经结案，同年冬天，刘鹏被执行死刑。那时丰民小区还没有安装监控，你是如何发现案件的异常之处的？”

　　胡程的面容是疲惫的，25岁的他看起来足有45岁。激烈的悲恸过后是无奈，他苦笑着，“2005年3月31日，父亲的遗体火化后，丰民小区的其中一名保安找到我的母亲，悄悄告诉她，杀死父亲的人并不是司机刘鹏，而是税务局监察室的关镇民，有几名业主看到了当时的行凶过程，是方果在和这些人沟通，劝他们识时务者为俊杰。母亲求这名保安说出真相，不过，碍于关镇民的社会地位，他不愿意冒险把眼见的事实说出来。我的母亲没有办法，最终只能听从大家的建议走上了上访之路，希望政府可以帮忙将关镇民绳之以法。这条漫长的上访之路，我和母亲走了十年，拼尽了全力，结果每一封上访信都石沉大海。母亲是抱恨而终的，临走的时候用尽最后的一点力气拉住我的手，叮嘱我一定为父亲伸冤，那一年我24岁。别人的24岁，生活丰富多彩，像花朵一样盛放，而我，啃着馒头吃着咸菜想着如何让关镇民认罪伏法。”

　　任烟生将悲悯的容色收起，问道：“在9月2日之前，你是否见过关镇民？”

　　胡程点头，“见过。”

　　任烟生：“你有没有威胁过他？”

　　胡程又一次点头：“有。”

　　任烟生：“关镇民的指纹是如何出现在水果刀上的？”

　　胡程：“是我故意这样做的。9月1日，为了让刀上只留有关镇民一个人的指纹，我戴着手套买了一把新的水果刀去了他的的单位，找到他，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