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离开。刘三娘和春妮走在最后。

“刘姨，”春妮小声说，“我今天领工钱了，四十二文。我留十文吃饭，剩下的...”

她掏出个小布包，“想托人捎回老家，给我娘和我弟。”

刘三娘看着这瘦弱的姑娘，心里酸楚。她掏出五文钱塞给春妮：“拿着，买点吃的。正长身体呢，别饿着。”

“刘姨，我不能要...”

“拿着！”刘三娘硬塞给她，“算我借你的，以后有了再还。”

春妮眼泪吧嗒吧嗒掉：“刘姨，您真好...像我娘...”

刘三娘搂住她肩膀：“好好干，日子会好的。”

十月二十，西安城西市。

这里是西北最大的布匹交易市场，来自陕西、甘肃、宁夏、甚至四川、湖北的布商云集于此。往日里，市声鼎沸，讨价还价声能把屋顶掀翻。但今天，市场安静得诡异，像被人掐住了脖子。

“刘掌柜，这布...还能再便宜点不？”一个甘肃来的客商摸着摊上的棉布，小心翼翼地问。

布商刘掌柜哭丧着脸：“马老板，这已经是成本价了！三钱一匹，不能再低了！”

“可是...”马老板指着不远处，“‘秦丰号’的布，才卖两钱一匹，品质还比你的好。”

刘掌柜顺手指看去，果然，“秦丰号”的摊位前人山人海，伙计忙得脚不沾地，收钱收到手软。那布他看过，厚实均匀，染色牢固，确实比他的好，价格却只有三分之二。

“‘秦丰号’...”刘掌柜咬牙切齿，“他们是总兵府直属的商号，用的是新式织机，成本低...这是要逼死咱们这些小布商啊！”

类似的对话，在整个西市不断上演。

短短五天，西安市场的棉布价格从每匹三钱银子，暴跌到两钱，品质好的甚至只卖一钱八分。原因是“秦丰号”突然放出十万匹棉布，以低于市价三成的价格倾销。

消息像长了翅膀，飞遍全城。百姓们欢天喜地：

“布价跌了！今年能给全家做新衣裳了！”

“我家五口人，扯十匹布，才二两银子！以前要三两！”

“走走走，去‘秦丰号’排队！去晚了抢不着！”

但布商们愁云惨淡。他们大多数还在用老式织机，或者从江南贩运布匹。成本摆在那儿，卖两钱一匹就是亏本，卖三钱又没人要。

“这生意没法做了！”一个布商气得摔了算盘，算珠滚了一地，有个调皮的还滚到了隔壁卖针线的摊子底下。

“总兵府这是要垄断布市啊！”

“咱们联名上书，告他扰乱市场！”

群情激愤，几十个布商聚集到“秦丰号”总店前，要求见掌柜讨说法。人群里还有个卖糖葫芦的老汉，推着小车看热闹，顺便做生意：“糖葫芦——又甜又脆的糖葫芦——各位掌柜，来一串消消气？”

“秦丰号”掌柜姓陈，四十多岁，以前在江南做布匹生意，来西安做生意时被李健看中。他站在店门口，面对愤怒的布商，不慌不忙，甚至还整理了下衣袖。

“诸位，稍安勿躁。”陈掌柜拱手，“总兵大人知道大家有困难，特意让我转告：明日未时，在总兵府议事厅，与各位共商对策。”

“共商对策？先把价格抬起来再说！”

“对！不能这么搞！”

陈掌柜笑了：“价格是市场定的，不是我定的。‘秦丰号’的布成本低，自然卖得便宜。诸位想要竞争，要么降低成本，要么提升品质——这才是正路，堵门闹事，解决不了问题。”

布商们面面相觑。这话在理，但他们怎么降低成本？老式织机一天织三匹布，女工工钱、原料成本、店铺租金...算下来，一匹布的成本就要两钱五分。卖两钱，亏五分；卖三钱，没人买。

“明日总兵府见！”一个老布商甩袖离去，袖子带起的风把旁边糖葫芦老汉的草靶子吹得晃了晃。

其他人见状，也纷纷散去，但心里都憋着火。糖葫芦老汉摇摇头，推着小车走了，嘴里嘀咕：“生意难做啊...总兵府不会抢糖葫芦的生意吧？糖葫芦要不要也降下价？”

消息传到总兵府时，李健正在和卢象升、顾炎武、李定国、方以智等幕僚商议开封战事。

“布商闹事？”李健放下军报，笑了，“来得比我想的还快。”

顾炎武皱眉：“总兵，用新式织机打压传统布商，确实能快速控制布市，但也会得罪一大批商人。这些人虽然单个实力不强，但联合起来，也是一股力量。如今大明的局势紧张，我们也不宜生乱。”

卢象升却道：“我倒觉得，这是好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那些守旧的布商，迟早会被淘汰。总兵现在推他们一把，逼他们转型，长远看是救他们。”

李健点头：“卢公说得对。我不是要逼死他们，是要逼他们变。诸位，你们知道一匹布从江南运到西安，成本有多高吗？”

他走到墙边，指着地图：“从苏州织造，走运河到开封，再走陆路到西安。水路三千里，陆路八百里，耗时两月，运费占成本的三成。途中还要经过层层关卡，缴纳税费，贿赂官吏...最终到西安，一匹布卖三钱，织户只赚三分，中间商赚七分，官府和胥吏赚两分，运费占八分——十分银子，织户只得其一！”

幕僚们默默计算，都被这数字震惊了。

“而咱们的蒸汽织机，”李健继续道，“在西安本地织造，原料来自西北棉田，女工是本地百姓。一匹布的成本只有一钱二分，卖两钱，还有八分利润。这八分利润，女工得三分，工坊得两分，商号得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