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马场主要拓市场，老会长要降粮价。这些诉求，晚生完全理解，完全支持。”

他顿了顿：“但晚生以为，水军建设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他走向墙边那幅汉水舆图，伸手指向汉中：

“诸位请看。这里是汉中，我们的脚下。汉水从这里发源，东流三千六百里，汇入长江。长江东流六千三百里，出东海，入大洋。”

他的手指顺着汉水缓缓东移，划过汉中、安康、襄阳、武昌、南京，直入东海：

“这条水道，全长近万里。沿线的水文、航道、港口、物产、民情、军备，我们了解多少？”

他顿了顿，自问自答：

“我们几乎一无所知。”

“汉水从汉中到襄阳段，有多少险滩？黄金峡几处暗礁？渭门滩丰水期水深几何？新滩枯水期能否通行？沿途有哪几处可建码头？哪几处需设灯塔？哪几处宜泊战船？哪几处易遭袭击？”

“长江从宜昌到南京段，哪几处江面开阔可摆战场？哪几处水道狭窄可设伏兵？哪几处风浪险恶不宜航行？哪几处暗流湍急易覆舟楫？”

“东海、南海，潮汐何时涨落？季风何时转换？洋流如何走向？岛屿如何分布？航线如何标定？港口如何选择？”

他一连串问题，问得在座的众人哑口无言。

“这些问题，不是靠勇气能回答的，不是靠经验能解决的，甚至不是靠一代人能够完成的。”

徐千学的声音平静，“它们需要科学。”

他转过身，面向众人：

“西洋人为什么能远航万里？不是因为他们的水手比我们的水手更勇敢，是因为他们有天文台、有测绘局、有航海学校、有制图工坊。他们的船长在出航前，手里已经握着前人绘制的海图、前人记录的航程、前人标注的暗礁。”

“他们失败了，有人记录教训；他们成功了，有人总结经验。一代一代，层层积累，才有了今天纵横四海、如履平地的荷兰舰队。”

他的声音提高了一些：

“而我们呢？我们有郑和宝船的图纸，烧了。我们有七下西洋的航海记录，散佚了。我们有祖宗传下来的《海道经》，被锁在藏书阁里落灰。我们有数以万计的老水手、老船匠、老舵工，他们的经验随着他们的离世，永远消失了。”

“一百年前我们能做的事，今天我们做不了。这不是因为我们变笨了，是因为我们没有人去记录、去整理、去传承、去发展。”

他顿了顿，声音低沉下来：

“晚生斗胆建言：水军学堂除了军事训练，必须开设天文、地理、数学、制图、测量、水文、气象、潮汐、造船、炮术等课程。我们要培养的不是单纯的水手，是有学识的航海家、有头脑的指挥官、有远见的战略家。”

“我们要建立的，不是一支旧式水师，是一所能够持续培养人才、持续积累知识、持续推动技术进步的海上大学。”

他深深一揖，落座。

厅内寂静良久。

阎复礼缓缓站起身。

他没有立刻发言，而是负手走到墙边那幅汉水舆图前，仰头看了很久。

众人都在等他开口。晋昌隆少东家的名头，在场无人不知。山西商帮富甲天下，晋昌隆在陕西、山西、河南、北直隶均有分号，据说资产不下百万。他支持与否，分量非同一般。

阎复礼终于转过身来，面向李健，深深一揖：

“总兵，晚生方才有一事不明，想当面请教。”

李健颔首：“请讲。”

阎复礼抬起头，目光锐利：

“总兵的规划草案，晚生粗略翻了一遍。贸易开拓一章写得极细，从西北价差到市场分布，从运输成本到预期利润，条分缕析，令人叹服。但晚生注意到一个细节。”

他顿了顿：“草案列出的出口商品，全是实物——玻璃、布匹、煤炭、瓷器、茶叶、香皂、农具、皮毛、药材、干果。晚生想问：总兵为何不列一项最重要的出口商品？”

李健的目光微微一凝。

阎复礼一字一顿：“是银子吗？”

李健摇头：“不是。”

阎复礼追问：“那是什么？”

李健沉默片刻，缓缓说：

“是知识。”

阎复礼愣住了。

李健站起身，走到舆图前，与阎复礼并肩而立：

“阎先生，你走南闯北二十五年，应该见过一种人。他们不贩盐、不贩茶、不贩布、不贩粮，只贩一样东西——信息。”

阎复礼瞳孔微缩。

“这种人，在江南叫‘掮客’，在山陕叫‘牙人’，在京城叫‘访事’。”

李健说，“他们不直接参与贸易，但他们知道哪里缺货、哪里压价、哪里税轻、哪里路通。他们把这信息卖给商人，商人据此决策，获利百倍。”

阎复礼沉默。

“晋商为什么能称雄商界两百年？是因为你们比别的商帮更懂信息的重要性。”

李健说，“你们在各地设分号，不是只为卖货，更是为建情报网。你们知道朝中谁将升迁，边关何时用兵，粮价何处将涨，茶路何处遇匪。这些信息，比任何货物都值钱。”

阎复礼的声音有些艰涩：“总兵如何知道这些？”

李健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继续说：

“同理，西北水军最大的优势，不是玻璃、不是布匹、不是煤炭，是我们拥有这个时代最先进的知识体系。”

他走向那幅世界地图：

“我们有格物院，系统研究物理、化学、数学、天文、地理。我们有工务司，系统改良机械、冶金、造船、筑路。我们有农务司，系统试验育种、施肥、灌溉、农具。我们有医务局，系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