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顿了顿：“可老汉的工坊，最近没赚着钱。”

有人低声议论。赵德全摆摆手：

“不是东西卖不出去，是运不出去。西北有钱人就那么多，买了一套茶具，不会再买第二套。老汉费尽心思，做出玻璃镜子、玻璃灯罩、彩色玻璃窗，东西是好东西，可卖给谁？西安城里，能买得起玻璃镜子的人家，一只手数得过来。”

他的声音提高了几分：

“江南呢？老汉没去过江南，可老汉打听过。苏州、杭州、南京，富商巨贾云集，讲究排场，一套茶具用三月就换新的。咱们的玻璃茶具，在西安卖三两，在南京能卖十五两。如果有水军，真不敢想象……这不是银子，这是遍地白花花的银子啊！”

他转向李健，声音恳切：

“总兵，老汉不懂水军，老汉就知道，只要水路打通，老汉的货能运出去，工坊就能扩大生产，就能招更多工人，就能研发出更多新品。老汉已经想好了，明年要造玻璃屏风，后年要造玻璃窗，大后年要造琉璃瓦——这些东西，在江南肯定好卖！”

他说完，向众人拱手，坐下。

王秀英站了起来。

她没有赵德全的豪气，声音不高，甚至有些紧张。但她说得很慢，很稳，每个字都像从胸腔里挤出来的：

“总兵，诸位，民妇是纺织工坊的管事。”

她顿了顿，似乎在组织语言：

“民妇的工坊有三百二十七个女工，全是穷苦出身。她们中有寡妇，有弃妇，有逃荒来的，有被夫家卖了又跑出来的。她们不认字，不会算账，没出过远门，可她们会织布。”

她的声音有些发抖：

“蒸汽织机刚送来那会儿，女工们都不敢碰。民妇第一个坐上去，学着开机关机，学着接线换梭。机器伤了民妇两根手指，民妇没哭，咬着牙继续学。为啥？因为民妇知道，这机器织得快，织得多，织得细，织出来的布能卖钱。有了钱，工坊就能开下去，女工们就有饭吃。”

她伸出左手，无名指和小指上的伤痕清晰可见。厅内鸦雀无声。

王秀英把手收回袖中，声音恢复了平静：

“如今工坊一天出布五百匹，仓库里堆了三万匹。民妇刚识字，算不来大账，可民妇知道，布卖不出去，工坊就得停工，三百多个女工就得失业。她们没地种，没手艺，没家底，失业了就只有两条路——要么饿死，要么卖身。”

她抬起头，目光直视李健：

“总兵，民妇支持建水军。民妇不懂什么大道理，民妇就知道，水军能把布运出去，工坊就能开下去，女工们就有活路。”

她说罢，深深一福，坐下。

马大栓站起来，操着浓重的宁夏口音：

“俺也来说几句！”

他掰着指头：

“俺宁夏的煤，耐烧，烟少，是好煤。可陆路运价太贵，一车煤两钱银子，运费就得一钱五。运到西安，价钱翻一番；运到汉中，价钱翻两番。俺这煤，运出去是黑金，运不出去就是黑石头！”

他的声音越来越高：

“要是能走水路，从宁夏装船，顺黄河到潼关，换小船入渭河，到西安卸货，成本能降七成！要是水军能把汉水航道也打通，俺这煤还能从汉中运到湖广，运到江南！湖广人冬天不烧煤？江南人冬天不取暖？俺就不信卖不出去！”

他掰着指头继续算：

“西安城里有二十万户，一成用俺的蜂窝煤，就是两万户。一户冬天烧五百斤，就是一万万斤！湖广呢？江南呢？北直隶呢？俺这煤，够卖一百年！”

他说得唾沫横飞，全然忘了这是在总兵面前议事。

有人轻声提醒：“马场主，您还没说支不支持建水军呢。”

马大栓一愣，随即大手一挥：

“支持！咋不支持？总兵建水军，俺宁夏煤矿捐五万两！”

厅内响起一阵轻笑声。

老周头站起来时，厅内安静下来。

他没有赵德全的豪气，没有王秀英的深沉，没有马大栓的热烈。他只是个关中老农，六十三年的风霜都刻在他脸上的皱纹里。

他握着旱烟杆，慢吞吞说：

“俺不懂水军，俺就说说农会的事。”

他顿了顿：

“咱们农会的新式犁、新式耙、新式水车，都是铁打的，比木头的耐用十倍。可价钱贵，乡里人买不起。一副铁犁，成本八钱，运到乡里，加上运费，卖一两二钱。农民种一亩麦子，一年才挣多少？两把银子。买一副犁，要卖半亩麦子。”

他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有一丝光亮：

“要是能走水路运出去，运费降下来，铁犁卖八钱，农民就买得起了。一家买一副犁，多耕二亩地，多打三石粮，一年就能多挣一两银子。这一两银子，能给孩子扯身新衣裳，能给老人抓副汤药，能让全家人吃几顿饱饭。”

他声音发哽：

“俺那个侄子，自小在渭河边长大，水性好。前几天听说水军学堂招人，他自个儿跑去报名了。俺问他，你不怕？他说，怕啥，俺爹俺娘都饿死了，俺还有啥可怕的。进了水军，有饭吃，有饷拿，还能学门手艺。等俺退伍了，回村开个铁匠铺，给乡亲们打农具，这辈子就值了。”

他说完，慢慢坐下，握着旱烟杆的手有些抖。

徐千学站了起来。

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急着表态，而是先向李健行了一礼，又向众人团团作揖，才不疾不徐地开口：

“总兵，诸位，晚生有几句话，不吐不快。”

他的声音清朗，带着格物院特有的理性：

“方才诸位前辈所言，晚生一一听在耳中。赵掌柜要通商路，王管事要销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