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五年春耕后的第一个集市日，打谷场西头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

“你这布短了尺寸！”一个农妇举着一块蓝布，对布摊的周娘子喊道，“我量了，只有九尺五寸，你说十尺的！”

周娘子脸涨得通红：“我……我可能量错了……”

“量错了？”农妇不依不饶，“上次我买盐，你也说称错了。一次错，两次错，哪有这么巧？”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嘀咕：“周娘子是有点奸猾，上次我买她的鸡蛋，小的充大的。”

周娘子急了：“你们血口喷人！这布……这布是缩水了！”

“新布就缩水？”农妇冷笑，“走，找李盟主评理去！”

两人拉扯着来到议事堂。李健正在和吴先生商量学校扩建的事，见这架势，问明缘由。

“尺寸不足，是事实吗？”李健问周娘子。

周娘子低头：“我……我可能看错尺子了……”

李健拿起那匹布，用标准尺（钱庄统一制作发放的）量，确实只有九尺五寸。

“按联盟规矩，缺斤短两，怎么罚？”李健问旁边的赵小满。

赵小满翻出《集市管理条例》：“第一次警告，补足差额；第二次罚款，罚交易额一倍；第三次驱逐出集市，严重者赶出联盟。”

李健对周娘子说：“你这是第二次了。上次卖盐短秤，警告过你。这次按规矩，罚款。补足这半尺布，再罚一尺布。”

周娘子哭起来：“李盟主，我知错了，下次不敢了……”

“规矩就是规矩。”李健严肃，“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集市还怎么开？大家还敢买东西吗？”

周娘子只好认罚。这件事传开，商贩们收敛了许多。

但李健知道，光靠处罚不够，得有系统的商业规则。他召集集市管理者、钱庄、工匠代表、农户代表，开了三天会，制定了《新家峁商业通则》。

通则很简单，就八条：

一、公平交易：不得缺斤短两、以次充好、哄抬物价。

二、明码标价：所有商品必须标价（用流通券），不得虚标。

三、质量保证：商品有质量问题，包退包换。

四、契约精神：口头约定也算契约，必须遵守。

五、纠纷调解：交易纠纷由集市管理所调解，不服可上诉至议事堂。

六、诚信记录：所有商贩建立诚信档案，违规者记录，影响信用。

七、税收管理：集市交易征收百分之二交易税，用于公共建设。

八、外来商户：外来商户需登记，遵守联盟规则，接受管理。

通则刻在木牌上，立在集市入口。不识字的，有专人讲解。

为了执行，成立了“集市管理所”，所长由李大嘴兼任——他嘴皮子利索，能说会道，适合调解。下设两个巡查员，负责检查度量衡、抽查质量。

度量衡统一是关键。以前各家尺子、秤都不一样，容易纠纷。李健让钱庄制作标准尺、标准秤，每个商贩必须使用，定期校验。

标准尺是枣木做的，刻着“新家峁标准尺，长一尺”，盖着钱庄章。标准秤是等臂秤，砝码用铁铸，标着重重。

校验在每月初一进行。商贩们带着尺秤来钱庄，与标准器对比，误差超标的，没收旧器，换发新器，费用自理。

开始有人嫌麻烦，但看到周娘子的下场，都老实了。

明码标价也是个新事物。以前讨价还价，费时费力，还容易吵架。现在要求标价，清爽多了。

李大嘴设计了价格牌：小木牌，写商品名、价格（用流通券），插在货摊前。不识字的商贩，可以请管理所代写。

标价后，交易速度快了。买家看价合适就买，不合适就走，不用磨嘴皮子。

但问题又来了：价格谁定？有的商贩故意标高价，等还价。

管理所规定：价格由卖家定，但必须合理。管理所定期公布“指导价区间”，比如一尺布，指导价在五到八升券之间。超出区间，要说明理由（比如布料好、染色精）。

如果恶意抬价，管理所可以干预。一次，一个卖陶罐的标价奇高，理由是“手工精细”。管理所检查后认为，工艺并不比其他陶罐好，责令降价。那人不服，闹到李健那里。

李健让三个老陶匠（包括周大福）鉴定，结论是普通陶罐。李健裁定：按指导价卖，否则逐出集市。

那人只好服从。从此，价格基本合理。

质量保证最难执行。农副产品还好，粮食、蔬菜、鸡蛋，好坏一目了然。但手工业品，如陶器、木器、铁器，质量参差。

管理所想了个办法：建立“工匠印记”制度。每个工匠在作品上刻自己的标记（符号或名字）。买家发现质量问题，可以凭印记找到工匠，要求维修或赔偿。屡次出问题的工匠，诚信记录扣分，影响接活。

这制度倒逼工匠提高质量。韩师傅做的家具，现在都刻个“韩”字，他说：“刻了名，就得负责。做不好，丢人。”

纠纷调解是李大嘴的专长。他处理过各种奇葩纠纷：买鸡的说鸡回家不下蛋，卖鸡的说买回家吓着了；买布的说颜色褪了，卖布的说洗的方法不对；甚至有人买了把菜刀，切菜崩了口，说铁匠偷工减料。

李大嘴不偏不倚，请专业人士鉴定，按规矩判。判得公道，双方都服。他还有个绝招：调解不成，就让双方抽签——虽然原始，但公平，大家都认。

诚信记录由钱庄管理。每个商贩、工匠有一个“诚信分”，初始一百分。违规扣分，诚信加分。分数低的，交易时买家可以查看，谨慎购买。分数低于六十分的，禁止在集市摆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