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万。

更重要的是，士兵不脱离生产——甲类兵在非战时期，也参与屯田、修路、水利等建设；乙类兵则是农业生产的主力；丙类兵保证了劳动力的基本盘。

春耕时节，李定国甚至会下令“放假助农”：除必要警戒部队外，半数士兵回乡耕种七日。这些士兵带着军事化的组织纪律回到田间，效率往往高于普通农民。

王石头曾笑称：“咱们的兵，扛得了枪，扶得了犁，写得了字，算得了账——这是全才！”

而农耕经验又反哺军事。许多农民出身的士兵，对地形、天气、植被有本能的敏感，在侦察、设伏、野外生存方面表现突出。

一个典型例子：去年秋，一支小分队在边境迷路，正是靠着一个当过猎户的士兵通过观察树苔、蚁穴、鸟巢，找到了正确方向。

“兵农合一，古之良法。”

顾炎武在考察后写道，“然古之兵农，多流于形式。今新家峁之制，有严密组织、有系统训练、有精良装备、有思想教化，故能收实效。其兵知为何而战——为保卫自家田亩、为守护妻儿学堂；其民知兵之辛劳——因自家子弟在行伍。军民一体，如身使臂，此乃根本之固也。”

但和平始终脆弱。到十月初，情报网同时从南北两线传来警报：南线，张献忠部在河南受挫，有北返迹象，其先锋已入陕南；北线，蒙古几个部落结成联盟，集结兵力逾万，似有大举南掠之图。

更麻烦的是，朝廷的延绥镇官兵，在收到“新家峁私蓄重兵”的密报后，开始向边境移动，意图不明。

联盟再次进入一级战备。这一次，气氛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凝重。李定国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与会者除了军方将领，还有李健、王石头、李明、方以智、黄宗羲、顾炎武、侯方域等文职人员。

沙盘上，三股力量从三个方向指向新家峁：南方的红色小旗（流寇），北方的蓝色小旗（蒙古），东方的黄色小旗（官军）。而中央的绿色区域，代表联盟控制区，显得如此单薄。

“最坏情况，”

李定国的木棍在沙盘上划圈，“张献忠十万众自南来，蒙古联军三万自北来，官军两万自东来。三面夹击，咱们如何应对？”

长时间的沉默。窗外，北风呼啸，如万马嘶鸣。

最后是李健打破了沉默：“咱们的优势，从来不是兵多。”

他走到窗边，指着远处灯火点点的工坊区、更远处黑暗中隐约的田畴轮廓，“咱们的优势在这里：百万亩良田，高产良种，今年总共可收粮三百万石，够所有人吃两年；四万工匠，月产铁器十万斤、布匹六万匹、火药五万斤；近百商队，能换回咱们缺的一切物资；数千的学子，是明天的人才；五百医护，保咱们的人少死伤；而最重要的是——”

他转身，目光扫过每个人，“百万颗心。百姓知道咱们在保卫什么，知道失去这一切会怎样。他们会和咱们一起，守到最后一刻。”

方以智补充道：“还有知识。咱们有气象站，能预判天气，选择有利战机；有完整的通信网，信息比敌人快；有格致之学，武器比敌人精；有史鉴之明，知道何时该战、何时该和、何时该走。”

王石头拍案：“粮食管够！我已经下令，所有粮仓满储，地窖深挖。就算被围一年，也饿不死！”

李明接着说：“商路虽然可能中断，但咱们的储备盐、铁、药材，足够支撑半年。而且，”

他露出神秘的微笑，“我已经派了几支特殊商队，带着厚礼去延绥镇和蒙古部落了——不是求饶，是做买卖。官军要的是军功和银子，蒙古人要的是粮食和布匹。咱们给得起，只要他们不来打。”

会议一直持续到子夜。最终方案形成：南线，利用地形节节阻击，必要时放弃外围，固守核心；北线，主动出击，在蒙古人集结完成前，用精干小分队袭扰其后勤；东线，政治解决，通过贿赂、谈判、甚至暗示“若逼反咱们，这百万流民将冲向山西”，迫使官军止步。

更重要的是，启动“全民皆兵”预案：所有十六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男子，全部编入后备队；妇女组织救护、后勤、通信；学堂师生负责宣传、文书、甚至密码破译（方以智的学生已能破译简单密码）。整个联盟，如同一台精密的机器，开始全速运转。

腊月的时候。李定国独自登上新家峁北城墙的了望塔。塔高五丈，是方圆百里最高点。寒风如刀，刮得塔檐下的铜铃叮当作响。他裹紧披风，凭栏远眺。

眼前是一幅奇异的景象：近处，新家峁城内灯火通明，工坊区的炉火映红半边天，学堂的烛光星星点点，集市虽已收市，但客栈酒肆的灯笼依然亮着。

远处，百里防线上，五十七座烽火台如星辰落地，每隔十里便有一点火光——那是哨兵在烤火取暖，也是平安的信号。

更远处，北方，黑暗吞噬了一切，只有隐约的山峦轮廓。但李定国知道，在那黑暗中，可能有蒙古探马在窥视；南方，延安府方向，或许已有流寇的前哨；东方，黄河对岸，官军的营火也许已经点燃。

身后传来脚步声，是顾炎武。老学者也披着厚裘，手里提着一个小铜壶：“李将军，天寒，喝口热酒。”

两人对饮。酒是本地酿的糜子酒，粗烈，烧喉，但暖身。

“顾先生，您说，咱们能守住吗？”李定国忽然问，声音很轻，像是在问对方，又像是在问自己。

顾炎武没有直接回答。他望着远方的烽火，良久，才缓缓道：“崇祯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