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以后，是历史学家整理文献、回顾往事的结论。在项羽败亡五年以前，伟大的军事家韩信曾经精辟地分析过项羽的为人行事，预测项羽将会由强转弱，最终败亡。韩信的分析和预测，见于他出任汉军大将前向刘邦呈述的灭楚战略方策——“汉中对”。在“汉中对”中，韩信陈述项羽必败的原因说：“项羽虽然称霸天下臣服诸侯，却不据有关中而定都彭城，这是他的第一个失误（战略地理）；项羽背弃怀王之约，以自己的好恶裂土封王，诸侯心中不服，这是他的第二个失误（分配不公）；项王将旧主怀王驱逐到江南，新封诸侯纷纷效仿，也都驱逐旧主，抢占肥美的土地，这是他的第三个失误（政治伦理错乱）；项王所到之处，没有不摧残破灭的，百姓都怨恨，人民不亲附，只不过迫于威势，勉强服从而已，这是他的第四个失误（迷信武力）[2]。

对照韩信和司马迁对项羽败亡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两人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

司马迁是历史学家，他从前后贯通的历史视野，补充了项羽固执己见和不向历史学习的错误，在《史记》的其他篇章中，他曾经多次批评项羽不采纳范增的意见和不学习周秦成功的经验，进一步做了具体的说明[3]。韩信是历史的当事人，“汉中对”是韩信当面呈述给刘邦的灭楚方略，其中强调项羽背弃怀王之约分配不公的过失，是直接针对刘邦被分封到巴蜀汉中而言的，是站在刘邦的立场强调反楚的法理依据，未必是项羽的败因。如果从总结历史教训的角度上看，鸿门宴没有诛杀刘邦，大分封没有对刘邦采取更为严厉的防范措施，比如将刘邦分封到巴蜀而不追加汉中，才是项羽败于刘邦的原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总结了导致项羽败亡的四大原因后说：在不过五年时间内，项羽国破家亡，身死东城，至死不觉悟、不反省、不自责，还宣称“这是天要亡我，而不是用兵的罪过”，岂不荒谬！他通过批评项羽的谬误，引出了天意的话题，委婉指出并非是天要亡你，而是另有原因。韩信则简洁明确，他在指出导致项羽败亡的四大原因后说：“从整体上来看，项王名义上是天下的霸主，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天下的人心，所以，他的优势容易转化为劣势。”他睿智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失人心者失天下，人心的向背是命运转化的决定性条件。

韩信上“汉中对”时，楚汉战争尚未爆发，项羽携分封天下的威势，手握重兵，坐镇彭城，君临天下，正处在西楚霸王的极盛峰巅。在这个时候，韩信为什么会说项羽已经失去了天下的人心呢？这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实有所指，指的是项羽新安坑杀二十万秦军降卒，首先失去了秦国人心的事情。他在“汉中对”的后半段中明确指出：“二十万将士，在新安被项王使诈坑杀，唯有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人脱逃，秦人怨恨这三个人，痛入骨髓。如今，项王以威势封三人为王，得不到秦人的拥护和爱戴”，换来的是秦人的背离和仇恨。

我在《秦崩》中写道：“新安坑杀降卒，使项羽失去了秦国，断绝了项羽入关以后在关中立足的可能。新安坑杀降卒，埋下秦国人民仇恨项羽的种子，使秦国军民从此敌对项羽。二十万秦军被坑杂于新安地下，数百万敌对军民被人为地制造出来。在尔后的楚汉战争中，秦国军民死心塌地跟随刘邦与项羽血战死斗，关中成为刘邦稳固的根据地，秦人秦军成为汉军的主力部队，归附刘邦的秦军将士们最后追击项羽至乌江岸边，将项羽分尸斩首，种种曲折历史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这里。可以说，新安坑杀秦军降卒，是项羽一生中最大的政治失误，是项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失败的起点。”[4]

决定性的错误往往是后续一系列错误的开端。新安坑杀秦军降卒，使项羽无法在关中生根立足，不得不放弃秦国，回到彭城建立西楚。回到彭城的项羽，不得不驱逐已经定都彭城的楚怀王，由此而失去了拥戴怀王的楚国旧臣的人心，促成陈婴和吕青等人后来纷纷离去[5]，也埋下了与范增决裂的种子[6]。项羽在彭城，远离三秦蜀汉，为了弥补地理上的不利，他吞并魏国，将魏豹分封到河东，又将韩王韩成杀害，有意吞并韩国，由此失去韩魏两国的人心，不但促成魏豹背楚，彭越生乱，也促使张良与韩王信死心塌地跟随刘邦，又为自己制造了新的敌人……

人心是什么？人心就是众人之心，体现在臣，就是臣心，体现在军，就是军心，体现在民，就是民心，民心是最大的人心。人心可察可用，人心多变如水，人心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泛舟掌舵的人，熟悉水性则顺水乘风，往往事半功倍，不察水性则逆流顶风，难逃折楫覆舟。领军治国的人，体察人心则能定国安邦，不察人心难逃国破身亡。

项羽国破身亡的命运，决定于垓下之战。垓下之战，楚国众叛亲离，几乎丧失了所有的盟国，不得不孤军与诸国联军奋战。垓下之战，指挥联军击败项羽，决定项羽败亡命运的人，正是预言项羽必败的韩信。伟大的韩信，他自己就是从项羽身边离开的人，而且是造成项羽命运转变的关键性人物，他认为项羽必败，“失人心者失天下”，不但来自于他的睿智，也来自他亲身的体验，可谓是历史的至理名言。

失人心者失天下。历史的后来者，不可不警惕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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