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中国改革。”

李提摩太当时已应李经述之聘，在天津临时任《华报》主笔，那天《华报》刊登了李提摩太的一篇文章，也是谈维新变法的：“中国本来是地大物博的国家，资源非常丰富，日贫一日，田亩如故，工程如故，虽有片长薄技，往往嗟谋生之拙，无他，皆由在上者未克举养民，发展经济。如何使中国摆脱经济困境呢？开矿、设厂、修铁路、办邮政、开设银行、改革币制、垦荒、通商等，而尤其以修铁路和通商最为重要，最好能广开海口，遍筑铁路，铁路马路通行，则货物流通，岁省无穷之运费，居者行者，皆获大益，买者卖者，无一偏枯矣。”

李经述的丫鬟秦月给康有为送上这份报纸，康有为看完李提摩太的文章，大怒，拂袖而去，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康某人是不会放弃我的大同梦想的！”

这场面搞得詹天佑极为尴尬，李经述也不挽留，对着康有为远去的背影喊道：“康举人，恕不远送！”

康有为在李经述那碰了一鼻子的灰，一怒之下，壮着胆子真去找帝师翁同龢推销自己的维新变法主张！

第106章当山东巡抚

康有为在李经述那里碰了一鼻子的灰，顿觉李经述徒有虚名，太不识货，愤而去找翁同龢。康有为觉得翁同龢是当朝的“清流派”掌门，帝师，长期出入皇宫，坏消息听得多，眼见大清国势江河日下，难免忧心如焚。按理说，自己口口声声强调变法图强，主张应该很容易打动翁同龢。

结果，事与愿违。康有为此前未能进入翁同龢的视野。翁同龢看了康有为的拜帖，只说了“狂甚”二字。在翁同龢看来，康有为现在只是一汲汲于功名失败，却想攀爬到更高的位置猎获荣华富贵的狂生，只是一个连进士都考不中的庸才，这位状元出身的帝师自然对康有为闭门不见。

康有为再一次碰了一鼻子灰，还不死心，联络一些举人，谋划再次联名给光绪皇帝上书。这已经不是康有为第一次给光绪皇帝上书。早在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当年9月，他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当时光绪皇帝还年幼，此事自然就没有下文了。

而李经述，身为朝廷的北洋水师提督、直隶提督，有直接给光绪皇帝上奏折的权力，但他作为从一品的武官，一般也不便过问如此重大的政事，维新变法，主要还是通过李鸿章来上奏。

1892年，维新变法是当时社会的一种新思想潮流。不仅身为高官二代的李经述热衷，还有一帮汉族公卿名流的官二代，也都主张维新变法。在李经述的牵头和组织下，很多大清汉族名流公卿的高官二代，都成为了维新骨干。比如谭嗣同，他的父亲谭继洵曾任户部郎中、甘肃道台、湖北巡抚等职。还有湖北布政使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左宗棠的儿子的左孝同、南洋大臣沈葆祯的儿子沈瑜庆等，他们都加入了中国复兴会，李经述在圈子里的影响力也日益扩大。

李经述在练兵之余，和容闳、李提摩太、严复等人商议后，给光绪皇帝上了一道全面改革的折子，交李鸿章过目，并代为上呈光绪皇帝。李经述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危机，主要是吏治败坏，*的大老虎不少，*的苍蝇也是满天飞。李经述提出了变革吏治的主张：第一、一国犹一身也，京师为元首，各省为肢体，中央应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削弱督抚的权力，强调将关税、考试、币制、邮政、军工、铁路、电报等全国之权，收归朝廷。第二、律法为一国之主，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要设立巡视组，整饬吏治，裁汰冗员。第三、主张政令划一。严格限定官吏的权力范围，杜绝官吏欺压民众。第四、在民间设立“议事局”，如商务局、农务局等，由朝廷授予一定权力，民在不便时，上下通情，使乡绅或通律法之人，任民公举以入局，调和官民矛盾。

此外，在折子里，李经述还提出将“惠商”作为“立国”之本，鼓励民间自行设厂开矿，主张对于近代工矿各业、交通运输等，不问官民，只要有地有钱，即可随意开办。在教育上，李经述提出，育英才为第一义，建议在每一小乡镇，设初学塾；一州县及户口繁盛之大镇，设一文学塾；一府设书院，一省设高博学院，对于新式学校所开课程，除中国传统的经学知识外，还设各种新学，诸如文事、武备、天文、地理、算学、格致、化学、农学、商学、工学、万国史学、万国公法，以及各种要学，在今后科举考试中，考此等学问。

李鸿章看了这折子后，大为赞赏，在折子上加注：“大振乎主权，严限乎官权，渐长乎士权，略予乎民权，则内治日起有功矣”，然后找了两江总督刘坤一等重臣联署此折，上奏光绪皇帝。这些强国的建议，条条务实，属于稳健的改革，在朝堂之上，二十一岁的光绪皇帝看后，耳目一新，恨不得马上召见李经述。对于有何办法可以快速强国？对光绪皇帝而言，这个问题，困扰了他整整十年。

从十岁懂事时起，光绪皇帝就每天背诵“凡失寸土者不得入列祖灵位”的清国祖训，但事实上，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大片国土就被列强瓜分，仅沙俄一国，占中国的国土，就近15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现在六分之一个中国：如1858年5月《瑷珲条约》，割占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6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