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还有侮辱诽谤他人等言论，也会被禁止。我们的政府也都是由人去执政的，不会‘一贯正确’，被强行压制下去的声音可能是正确的。要对不同的声音多一些宽容。”

袁世凯说：“我还是有点担心局面会失控，社会的思想会混乱。”

李经述说：“我们要吸取前车之鉴。中华民族自古是一个富有智慧的民族，文化又早熟，在汉代就备有一套特别好的习俗：儒家思想！但是独尊儒术后，中国却已变成静止的了，几千年来原封未动，甚至倒退。五代就不是唐朝，元朝又比宋朝退步，明朝被野蛮的满清取代，这是对儒家最大的讽刺！我们只接受一种声音，就不可能再进步。反观欧洲是不一样的，中世纪的时候是黑暗的，基督教的统治也是垄断，但在后期文艺复兴之后不同的思想出现了，这才导致了他们社会进步很快。这一点，用在今天也非常重要。如果总是要追求一种思想，追求所有人有统一思想的话，中国不可能进步。所以我们现在要保障言论自由。多一些不同意见，不代表思想混乱，我还是希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袁世凯说：“就怕国民理性不够，思想不统一，社会就会一片混乱。”

李经述说：“过去之所以说不乱，是被压抑住了。那么现在可以放开。放出来以后公开地讨论，把所有的问题拿到桌面上讨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稳定的，走向成熟的一条路，那么将来总有一天会成熟的，这是民主政治必须要经过的一个步骤。我反而觉得开放舆论监督之后，反而会使得我们政府受到更多人的尊敬，我不要一个满嘴谎言的政府啊！而且我们提倡建设法制社会，舆论监督是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中华帝国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舆论监督具有公开性、广泛性和及时性的特点，影响广，时效快，容易引起重视，还是放开吧。”

袁世凯说：“我现在担心的，是全国的记者队伍素质不一，很多都只是读了几天书的秀才，思想迂腐不堪，根本不能引领社会的进步！记者本来就是一个浮光掠影的职业，如果不受约束，那社会就乱套了。”

“项城，你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李经述想了想说：“这个我有办法。可以成立中国新闻局，负责组织全国记者的考试，发放记者证。今后。新闻工作者要职业化，一律要通过国家组织的考试。”

说完，李经述拿出身边的一叠资料，是职业新闻记者道德守则，“这是我到美国访问，找人搜集的职业记者操作守则，已经结合中国国情修改。你以这个为蓝本，编写资料向社会公开，然后找专家学者出考题，组织考试，发放记者证，今后，国内报纸聘用的记者，都要有记者证。随时把不合格的记者剔除出局。”

袁世凯接过资料来一看，上面写得特别具体：“职业记者的成员相信，公众启蒙是公正的前驱，是民主的基础。而我们记者的职责是，报道事实，通过对事实和问题公正而全面报道，去推进这个目标的实现。来自所有媒体和各个领域的有良知的记者，将竭尽全力，服务于公众，提供全面而诚实的报道。职业上的公正、客观，是记者公信力的基石。

在收集、报道、破译信息的过程中，记者应该诚实、公正、富于勇气。记者应该调集一切资源，确保信息的准确度，始终注意避免因为疏忽或主观而导致错误，故意歪曲事实，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识别新闻源，哪怕只要有一线希望。信息源是否可信，公众有权知道得越多越好。

允许匿名报道时，必须质疑消息源的提供动机。在交易这种信息时，必须明确附带专门的保证，并恪守这些保证。

不得采用暗中或其他秘密手段采集信息，除非这些信息对公众至关重要，而用传统的公开手段无法取得。使用这种异常手段，必须在讲述故事时进行申明。

讲述故事时，要勇于表现人类经历的多变性和重要性，即使这样做并不好看。要查明人们各自的文化价值观，避免把一些人的价值观强加在另外一些人的头上。要避免因为种族、性别、年龄、宗教、人种、地域、性取向、残障、外表容貌、社会地位而铸成偏见。

要支持观点的公开交流，即使有些观点看起来很讨厌。要让无声者发出声音，要让官方的和非官方的信息源一样得到重视。

必须确认记者的一项特殊职责：保证公共事务以公开方式进行，政府记录能被公开检验。

对待信息源、主体、同事，有道德的记者，要像对待所有值得尊敬的人一样。

记者应该对那些因为新闻报道可能遭致不利影响的人，要显现出同情。在与小孩子和没有经验的信息源和受访主体打交道时，要特别敏感，避免伤害。

对于处在悲痛之中的悲剧角色，在谋求和使用对他们的采访或照片时，要有同情心。

要认识到，收集和报道信息，有可能引起伤害或不愉快。而求索新闻，并非可以傲慢自大的通行证。

也要认识到，比起公共官员和其他那些寻求权力、影响力、关注的人，私人更有权利控制住纯属于他们自己的信息。只有那些超乎寻常的公众需求，才能依法触犯人们的*。

表现出良好的品味，避免兜售谬误，去满足火烧火燎的好奇心。

在确认少年嫌疑或性犯罪的受害人时，必须小心翼翼。

在指控申请正式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