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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李经述的巨大威望，社会舆论也逐渐平静了，各界知识分子也积极上书，建言献策。当时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有医疗条件的改善，人口出生率大大增加，死亡率大大降低，加上中国人有多子多孙是福的传统观念，二十年时间，人口从四万万人猛增了一亿多人。这成了当时社会上普遍关注的问题，有学者提出，要限制中国的人口发展。

那日，教育总长严复去总统府，讲一些学者的建议稿交给了李经述，他们的理论依据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1766年，一个有兔唇的男孩出生在英格兰的萨里州，他就是马尔萨斯，他的父亲是卢梭的好朋友。马尔萨斯后来考取了剑桥大学，成为那里的院士，并于1798年出版了之后影响巨大的名作《人口论》。在这本书中，马尔萨斯忧心忡忡地认为，当投入到土地的劳动量增加到一定程度时，收获的农产品生产效率将递减，并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他认为，一来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二来两性间的****是必然的，结果人口必然以几何比率增长，而生活资料则以算术比例增长，人口增加的速度远远快于生活资料增加的速度。因此，马尔萨斯建议应该运用理智来加以抑制人口数量，让人们不要生育过多儿女。严复对李经述说：“很多人担心中国的人口再继续增加，以后中国的人口会超过十亿，到时候粮食就不够吃了。”

李经述当时正在和司法总长梁启超讨论“新闻法”的修改问题。听了严复的话，李经述回答说：“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吧，技术的进步，会使得粮食产量增加。再说，我们的农业会实现工业化，中华帝国现在的领土这么多，不要说十亿，养二十亿人绰绰有余。再说粮食这东西，以后会不值钱，土豆、玉米我们都可以大量进口。而且近代历史上，无论当年的日不落帝国，还是后来的美利坚，它们的百年繁荣，无不得益于人口红利。探寻中华帝国繁荣的大国之路，我们的人口实多多益善。”

梁启超这时也说：“严总长，自古我们中国人就鼓励生育啊。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总人口仅1000余万，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时，全国人口翻了一番，达2000万人左右。当时东周王室衰微，诸侯国争霸，战争连连，死亡巨大，可人口不减反增，就是当时各诸侯国实行鼓励多生政策的结果。比如越国，吴越之战越国失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实施强国战略，其中一条重要的举措就是鼓励生育，增加本国兵力和劳动力。勾践当时实行的奖励政策非常优厚，据《国语·越语》载：‘生丈夫（男孩），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即如果生的是男孩子，奖品是两壶好酒、一条狗；如果生的是女孩，奖品是两壶好酒、一头小猪。越国女人生产时只要通知政府，大夫很快便会赶到产妇家里助产接生。如果是双胞胎，政府安排免费保姆；如果是三胞胎，政府安排免费奶妈。在鼓励生育的同时，越国推行强制早婚政策。规定‘令壮者无娶老妇，令老者无娶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三十不娶，其父母有罪。’”

严复忧心地说：“此一时彼一时啊，而且一旦发生战争，粮食进口就会成为问题。人口既是负担也是财富，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人口和资源、技术的关系不断变化。一旦人口和资源之间的关系已经因为技术或其他因素的变化而发生逆转的时候，人口政策就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李经述哈哈大笑，说：“严总长，你不必忧心。事实上，现在世界上鼓励生育的国家非常之多，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是日本，这样一个面积比我国云南省还要小的岛国已经养了将近五千万人，而且竟然还在鼓励生育。难道是他们疯了？我这里有容闳议长送来的一份报告，你也看看。”

严复接过报告一看，是一篇鼓励人口发展的文章，文章中说：“对各国公元1500年前后的人口、经济总量、人均经济总量变化的研究分析表明：公元1500年以前，全世界人口增长、经济总量增长、人均经济总量增长都是正相关的，而公元1500年以后，人口增长与经济总量增长仍然保持正相关，但是人均经济总量增长出现了停滞，甚至下降。大约公元1500年以后，中国正处于明朝中后期，蒙古游牧民族不断被中东和俄罗斯等地的本地民族驱逐出境，而欧洲已经到了中世纪后期的文艺复兴时代和地理大发现的前夜。这一时期，欧洲和亚洲第一次面临着普遍的耕地资源不足的困境：在欧亚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除了山地、荒原、冻土之外，能够开垦的耕地资源基本上已经开垦完毕，各地都出现了人口增长和人均耕地不断减少的矛盾。因此各国出现了一个共同的现象：人口增长速度都超过经济总量增长速度，结果在1500年以后的大约300年的时间里，上述国家的人均经济总量很长一段时期是下降的，亚洲地区人均经济总量在三百多年间停滞不前。

这个阶段的人均经济总量下降，实际上意味着，人类在成为地球上的优势种群之后，第一次遇到了真正意义上种群生存和发展危机——人口增长与可用土地的矛盾。所以在1500年到1700年之间，尽管欧洲和亚洲各地的人口和经济总量都在增加，但是经济总量增长速度明显低于人口增长速度，个别地区甚至出现了人均经济总量下降的局面。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