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新调来的主任姓吴，四十多岁，据说以前在区建委工作。上任第三天，他就把何雨柱叫到办公室。

“何雨柱同志，你们院的情况我了解了。”吴主任说话很客气，但透着官腔，“陈天佑先生是香港爱国商人，他来投资，是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你们要积极配合。”

“吴主任，他的投资方案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吴主任打断他，“每户十万，安排新房，这是实实在在的好处嘛。我知道，有些老人恋旧，舍不得老房子。但时代在发展，城市要建设，老房子该拆就得拆。”

“可这是历史建筑，有文化价值……”

“文化价值重要，还是改善民生重要？”吴主任敲着桌子，“老百姓住得好、过得好，才是硬道理。何雨柱同志，你是党员，要顾全大局。”

谈话不欢而散。

何雨柱明白，陈天佑已经把工作做到街道层面了。吴主任的态度，很可能意味着官方态度的转变。

回到院里，他召开紧急会议。这次，连签了意向书的七户代表也被邀请——何雨柱想最后争取一次。

会上，他公布了陈天佑的背景调查结果，分析了可能的风险。

“各位，十万块钱确实诱人。但大家想想，如果陈天佑拿到地后变卦，补偿打折，新房拖延，咱们怎么办？已经搬走了，还能回来吗？”

签了意向书的几户低着头，不说话。

刘光福忍不住了：“何主任，您说得有道理。可现实是，我家需要房子结婚，院里解决不了。陈老板能给，我为什么不要？”

“是啊，”另一户附和，“我母亲住院，手术费要五千块。院里能帮吗？”

现实的问题，赤裸裸地摆在那里。

何雨柱沉默了。他知道，光讲道理没用，必须拿出实际的解决方案。

“这样，”他深吸一口气，“院里成立‘居民共同基金’，愿意留下的，把房子作价入股，按股分红。同时，基金优先解决困难户的实际问题——婚房、医疗、孩子上学……”

“钱从哪儿来？”有人问。

“我想办法。”何雨柱说，“给我三天时间。”

散会后，秦淮茹留下：“何主任，您真能筹到钱？”

“筹不到也要筹。”何雨柱苦笑，“这是最后的办法了。”

何雨柱说的“想办法”，是向陈伯儒求助。

他连夜给香港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是林律师。

“何先生，陈先生已经知道北京的情况了。”林律师声音严肃，“他很生气，说天佑这是胡来。但……这是商业行为，陈先生也不好直接干涉。”

“我明白。”何雨柱说，“我不是要陈先生干涉，是想请教，如果我们成立居民基金，自己回购产权，有没有可能？”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资金是最大的问题。按每户十万算，二十八户就是二百八十万。你们能筹到这么多钱吗？”

“筹不到。”何雨柱实话实说，“但我想，不一定所有人都卖。如果能把价格抬高，让陈天佑觉得无利可图，也许他会放弃。”

“这倒是思路。”林律师说，“这样，我请示陈先生，看他能不能提供一些支持。”

第二天，林律师回电：“陈先生愿意提供一百万元低息贷款，年息百分之三，五年还清。但他有个条件——这笔钱只能用于回购产权，不能挪用。”

一百万！何雨柱喜出望外。

“谢谢！谢谢陈先生！”

“别急着谢。”林律师说，“陈先生让我转告：这一百万是给你们应急的，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陈天佑的资金实力很强，你们要做好苦战的准备。”

“我明白。”

有了这一百万打底，何雨柱心里有谱了。他召集坚守派的几户开会，公布了贷款的事。

“一百万，加上咱们自己的积蓄，估计能凑到一百五十万。”何雨柱在白板上计算，“如果按每户十万算，能保住十五户。但我们要争取更多人留下。”

“怎么争取？”易中海问。

“把价格抬上去。”何雨柱眼中闪过一丝决绝，“陈天佑不是开价十万吗？咱们加到十一万、十二万……让他无利可图。”

“可咱们没那么多钱啊。”

“虚张声势。”何雨柱说，“拍卖会上，咱们就喊高价。等陈天佑退出，再跟愿意留下的居民谈实际价格。我相信，只要价格合理，很多人还是愿意留下的。”

这是个冒险的计划，但也是唯一的选择。

三天后，陈天佑宣布的“产权收购竞拍会”在王府井饭店举行。他包下了整个宴会厅，布置得像正式的拍卖会。到场的除了院里居民，还有记者、律师、公证员。

陈天佑志在必得。他已经暗中签了七户意向书，另外还有五六户私下表示愿意卖。只要再拿下几户，就能超过半数，到时候剩下的不卖也得卖。

上午九点，竞拍会开始。

陈天佑站在台上，西装革履，意气风发：“各位，今天的规则很简单：每户起拍价十万，每次加价不低于五千。价高者得。成交后，当场签约，当场付定金。”

公证员宣读了规则，拍卖师上台。

第一户拍卖的是前院孙家——那是签了意向书的七户之一。

“起拍价十万，有没有人出价？”

“十万五千。”陈天佑举牌。

“十一万。”一个声音从后排响起。

所有人都回头，看见何雨柱举起了牌子。

陈天佑脸色一变，但很快恢复笑容：“十一万五千。”

“十二万。”何雨柱毫不犹豫。

“十二万五千。”

“十三万。”

价格一路攀升。孙家人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