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中，一位教士枪杀了当地金丹道和在理教的一名宗教领袖，并扬长而去，官府亦置若罔闻。消息传出之后，引发了一场席卷整个草原的大叛乱。（事实上，金丹道叛乱的真实原因与教会关系不大，司铎显然有他自己的视角，将两件事情之间的因果夸大化了。）

这一场金丹道的叛乱规模十分庞大。叛军从赤峰州、喀喇沁、土默特一直打到巴林，巅峰时占领了几乎整个东部草原。叛军在控制地区实行近乎残酷的铁腕政策，逮到不服从他们的牧民和农夫就杀，抓到为朝廷效力的官吏和士兵也杀，至于传教的和信教的，更不会放过。

那些人并不关心圣公会和天主教的区别，只要戴着十字架，就会被揪出来处死。在这场混乱中，先后有十几名教士和几百位教民被杀，教堂、公所等传教场所也被焚毁了数座。教会在赤峰州与两盟十几年的垦殖成果毁于一旦。

司铎恰好在那时候作为教会使者，前往草原办事，在翁牛特旗一带遇到了金丹道的小部队。随行的人全数被杀，司铎的脖子也被砍了一刀，几乎丧命。他趴伏在一辆勒勒车下方，奄奄一息。就在关键时刻，前来镇压叛乱的朝廷军队赶到，及时击溃了那支队伍，司铎才算捡回一条性命。

这场叛乱终于惊动了朝廷，朝廷派出了一位叫聂士成的将军以及精锐部队。聂将军把行营扎在了喀喇沁旗的王爷府内，与叛军激战数月，整个草原血流成河。最终官军成功击毙主事的几个首领，把这场叛乱镇压了下去。

可是，群龙无首的叛匪们并没有全数伏法，那些侥幸逃脱的金丹道和在理教的信徒逃去了草原深处，他们变成了马匪，如同狼群一样四处游荡，看到落单的人就扑上去狠狠吞噬。在黑夜里，他们会呼啸着冲入村落城镇，屠戮一空，并在天亮前迅速离开。

草原太过广袤，即使是朝廷的势力，也无法彻底控制。军队只能勉强保护商路的畅通，至于商路之外的辽阔地带以及那些游荡的马匪，他们无能为力。

从此以后，赤峰州的周边地区变成了一个不可理喻的蛮荒世界，没有规则，没有律法，甚至没有道德，只有最贪婪和最残忍的人才可以生存下来。每一个深入其中的人，都要面对充满危险的未知。

在这次叛乱之后，教会在草原的影响力一落千丈，当地人对他们的敌意前所未有地高涨起来。信徒势力要么被连根拔起，要么转入地下。据说在遥远的林西和巴林，还有为数不多的比利时人在传教，可这只是传言，无法确认。欧洲各差会纷纷发出通告，告诫传教人员在局势好转之前，不要轻易接近这个地区。结果从那一次叛乱开始，整个赤峰州几乎回到了法国遣使会抵达前的状态，甚至更恶劣几分。

司铎本人得到了朝廷军队的庇护，侥幸回到承德养伤。那一道触目惊心的伤痕，就是上帝赐予他的考验。他痊愈之后，本来打算申请归国，可严重的肺部后遗症让他无法长途跋涉，圣公会干脆指派他接手北大沟教堂，止步于承德这个文明世界的边陲。

于是，司铎就成了这条边境的守关人，提醒每一个试图深入其中的人，不要进去，不要进去。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回过赤峰州。”司铎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遗憾。

司铎的故事讲完了，柯罗威教士感叹连连。他没想到，此时的赤峰州居然是这么一番局面。教士忽然理解了那个官吏在盖关防大印时的眼神，那是一种目送羔羊步入死亡界域的眼神。

他抱怨了几句公理会总堂的无能。他们在中国的影响力实在是太有限了，这么危险的事情，传教圈子里应该早有预警，他们居然没有提前告知，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这倒是可以理解。你们公理会的人可没什么好名声，这都要拜那一位会督所赐。”司铎略带嘲讽地说。

教士有点儿尴尬地举起咖啡杯，啜了一口。他知道司铎指的是什么事。

那是在庚子事变时发生的。联军进入北京城以后，公理会北京会督梅子明趁乱抢劫了一座蒙古王府。他将抢劫来的赃物进行了公开拍卖，从中牟取了大量好处。他还找到一批自称遭到了迫害的教徒，以代言人的身份，带领他们大张旗鼓地找到当地衙门，要求高额赔款。他还冒充军队，前往四处的乡村进行劫掠，把当地农民抓过来，先敲诈一通再强迫入教。梅子明甚至还私设公堂，用非法的手段构陷了许多无辜民众。

这些事做得太过露骨，以至于连联军随行的记者都看不下去，在新闻中予以披露。很快此事被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在北美《民友报》《论坛报》登报揭露，梅子明被迫公开道歉。这导致公理会陷入一场严重的名誉危机，不得不召回梅子明，尽量低调处理。可这则新闻已经在中国散播开来，以各种形式传到了整个北方地区，其中不乏添油加醋的内容，以至于公理会一度成了诈骗犯的代名词。

公理会之所以从美国调拨了一批像柯罗威教士这样的新鲜血液来中国，正是想弥补梅子明的愚蠢过失。

柯罗威教士对梅子明事件充满了愤慨。这个无耻之徒的恶劣勾当，让会中一部分虔诚的牧师遭到了连带的名誉损失。但他没想到的是，这件事居然比主的福音传播得更快，连赤峰州这样的边陲都知道了。

真应了那一句古老的中国谚语：好事不出门，坏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