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了，还有件事。”

张发奎走到张阳面前，将一枚青天白日勋章别在他的胸前，又后退一步，立正敬礼。

“张军长，上海右翼军司令部代表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对第23军在松江战役中浴血奋战的忠勇表现表示感谢。你们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尊严，打出了川军的威风。这枚勋章，是战区长官部特批的。本来应该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亲自授勋，但眼下撤退在即，只能由我代劳了。”

张阳立正还礼。

他没有低头去看胸前那枚勋章，而是看着张发奎的眼睛。

张发奎顿了顿，又走到地图前，手指从松江的位置往西北方向画了一条线。

“但是张军长，仗打到这个份上，上海是保不住了。苏州也悬。昆山昨天丢了，日军第11师团的前锋已经过了昆山，离苏州不到五十里。你们撤到宜兴后，先在那边休整。后面恐怕还有更硬的仗要打。你们川军这次在上海打得很好，名声在外，日军已经盯上你们了，以后的路会更难走。不过眼下，先把部队安全撤出去——你们的兵都是好兵，一个都别丢在路上。”

张阳立正道：

“请张司令放心。我部会按命令有序撤退，绝不扰乱行军秩序。伤兵全部由担架队和征集来的民夫优先转运，绝不遗弃一人。”

张发奎点了点头，忽然话锋一转，目光在指挥部里扫了一圈。

“还有一件事！”

张发奎说。

“你们在松江这七天，打出了威风，也打出了情义。但我要提醒你——撤退命令一下，最难的不是打仗，是走。你们要做好准备。”

“总司令，松江的百姓怎么办？”

张发奎沉默了很久。久到屋里所有人都觉得空气在变冷。

“我没有办法。”

张发奎终于开口，声音里带着一种无可奈何的疲惫。

“战区给我的命令里，没有提到平民疏散。你是知道的，我们连部队的撤退都组织不好，几十万大军在路上挤成一锅粥，哪里有运力去管老百姓。我能做的只是——在撤退序列上，不限制你带多少人。”

他转过身，走向门口。走到门边时，停住了脚步，没有回头。

“张军长，你们是最后一批撤离松江的部队。松江的事，你就看着办吧。我是松江以西最后撤退的人，过了今天，右翼军司令部就和松江没有任何联系了。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都在你自己。”

张发奎说完，大步走出了指挥部。

他的军靴声在石板路上渐渐远去，和来时一样急促而沉重。

当天晚上，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松江城。

二十三军要走了。

一开始只是在县政府里传，传令兵告诉了炊事员，炊事员告诉了打杂的老汉，老汉告诉了菜贩子，菜贩子又告诉了整条街上的人。不到两个时辰，“二十三军明天要撤退”的消息就从街头传到了街尾，从城北传到了城南。

消息在传递的过程中不断变形——有的说二十三军已经接到了命令，有的说二十三军抛弃了松江百姓，有的说日本人明天就要进城了。

曹伯权是在自己的书房里听到这个消息的。

他正在整理松江县府历年来的文书档案，把重要的卷宗装箱封好，准备转移。

松江县府的文书从明代开始就有存留，装了整整十三个大樟木箱子——明代嘉靖年间的鱼鳞图册，清代顺治朝的人丁编审册，民国以来的田赋征收簿、教育经费表、县政会议记录，每一件都是松江历史的见证。

他原先打算把这些档案转移到乡下，等战事过去了再搬回来。

可当他的秘书跑进来告诉他二十三军要走的消息时，他放下了手里那本嘉靖三十八年的鱼鳞图册，坐在椅子上发了好一阵呆。

王公屿是在保安团的营房里听到这个消息的。

他正在检查保安团的武器库存，想看看还能拿出多少支枪来加强城防。

他刚把一支老套筒从枪架上取下来，擦了擦枪管上的锈迹，他的副司令就推门进来了，气喘吁吁地把二十三军要撤退的消息告诉了他。

王公屿端着那支老套筒站了半天，然后慢慢把枪放回枪架上，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又重新戴上，说了一句：

“走吧，去看看张军长。”

等到天完全黑了，县政府门前的空地上聚集了好几百人。

人越聚越多。

最先来的是一群老头老太太，相互搀扶着，步履蹒跚。

他们是从城南的老街巷里走出来的，有的人还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布衫，有的人手里拄着竹杖，走得颤颤巍巍。

一个老太太怀里抱着一只老母鸡，说要把鸡送给张军长补补身子——她是城隍庙旁边卖鸡的周婆婆，二十三军进城那天，她的鸡圈被炮弹震塌了一角，几个当兵的帮她用砖头和木板重新垒好了，还分文不取。

接着来的是一群年轻人。

有的是店铺里的伙计，围裙还没来得及解，手上还沾着面粉或油渍；有的是渡口的船工，裤腿卷到膝盖，露出被江水泡得发白的腿肚子；有的是街头的黄包车夫，把黄包车停在巷口就跑过来了。

他们神色焦虑，脚步匆匆，有人在交头接耳，有人沉默不语。

再后来，越来越多的人从城里的四面八方涌了过来。

有背着孩子的妇人，有挑着担子的小贩，有提着药箱的郎中，有在染坊里染蓝了两只手的染工，有在码头扛包的苦力，有在私塾教书的穷秀才。

县中学的几个学生也来了，穿着褪色的学生装，袖口磨得发了毛，挤在人群里踮着脚往前面看。

来的人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