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六日，南京，光华门。

阴沉沉的天压得很低，云层像是浸透了脏水的棉絮，随时要拧出水来。

紫金山的山脊在雾气中若隐若现，远远望去像一条趴在地平线上的灰色巨兽。

中华门城楼上的青天白日旗在冷风中有气无力地飘着，旗角偶尔被风扬起，又软塌塌地垂下去。

街上行人稀少，寥寥几个路人裹着棉袍缩着脖子匆匆走过，沿街店铺大多关了门，门板上贴着“暂停营业”或“老板回乡”的字条。

几只在垃圾堆里刨食的野狗抬起头，看了一眼过往的行人，又低下头继续扒拉。

城墙内侧的墙根下挤满了从城外逃难进来的百姓，用破布和竹竿搭起了一排排低矮的窝棚，棚子里传出婴儿的啼哭声和老人的咳嗽声。

孙元良是被电话铃吵醒的。

他躺在秦淮河边一座独门小院的厢房里——这是他的私人住处，谁也不知道，连他的参谋长何慕周都不知道。

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脂粉味和残酒的气息，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一丝天光都透不进来。

床头的留声机还在转，唱针在唱片的末尾一圈空转着，发出沙沙的声响。

地板上散落着一件女人的绣花肚兜和两只高跟皮鞋，桌上摆着几个空了的洋酒瓶和一副散乱的扑克牌。

电话铃响到第二遍，他才从被子里伸出一只手，摸索着抓起听筒，脑子里还残留着昨晚花酒的醉意，太阳穴突突地跳。

“哪个？大清早的，打什么电话，不晓得老子昨晚有应酬？”

他的声音沙哑而不耐烦。

电话那头是军委会侍从室一个参谋的声音，压得很低：

“孙军长，委员长今天上午要视察雨花台防务。上午十点准时到达八十八师师部。请您务必提前到场做好准备。委员长特别交代，要亲自看一看雨花台的野战永备工事。”

“雨花台？野战永备工事？”

孙元良的眼睛瞪得溜圆，被子掀开来，露出赤裸的上身和脖子上几道口红印。

“好，好，我马上准备。几点？九点？好，好，一定提前到。多谢你提醒，改日我在秦淮月请你吃饭。”

他摔掉电话，从床上弹起来，一只脚踩到了地板上的绣花肚兜，滑得一个趔趄差点摔倒。

他扶住床沿稳住身体，一边手忙脚乱地穿裤子，一边朝门外扯着嗓子吼：

“马副官！马副官！快把车开过来！去雨花台！快！”

马副官从院子的门房里跑出来，军装扣子还没扣全，脸上还带着刚被惊醒的懵懂。

他一边扣扣子一边问：

“军座，这才几点——早饭还没——”

“吃个屁的早饭！”

孙元良手忙脚乱地扣着军装的扣子，扣了两下都没扣上，低头一看才发现扣错了位，又全部解开重来。

“委员长九点钟到！现在是八点半，从这儿到雨花台开车要半个钟头，你还有时间问早饭？把车开出来！马上！”

轿车在南京街头疾驰，沿路溅起的泥水喷了路边行人一身。

收音机里，南京广播电台的早间新闻正在播报前线的战况，播音员声音激昂：

“中央社消息：我南浔守军连日来浴血奋战，给予日军第十军重创，毙伤敌数千人。无锡方向我军防线稳固，工事坚固，士气旺盛。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上将昨日再次视察城防，对守军之士气表示满意——”

孙元良没有心思听广播。

他坐在后座上，双手一直在发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慌。

雨花台阵地上那些野战永备工事——他知道工事是前几年国府花了大价钱修的，钢筋水泥浇筑的机枪碉堡和炮兵观察所，据说能抵御150毫米重炮的直接轰击。

但他当七十二军军长和接防雨花台这段时间，从来没有人来跟他交接这些工事的具体位置和钥匙，他也没主动去问过。

上个月七十二军从上海撤下来，残部接防雨花台以来，他压根就没有去检查过那些工事。

他以为反正工事就在山上，迟早能找到。他以为没人会来查。

现在委员长要亲自来看。

轿车在雨花台山脚下停下。

孙元良推开车门跳下来，一股冷风灌进领口，他不由得打了个寒噤。

山道两旁的树木早就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树枝直挺挺地伸向天空，像死人的手指。

山坡上东一簇西一簇地搭着帐篷和窝棚，几个士兵缩在窝棚里烤火，脸被烟火熏得漆黑，看到他来了也懒得起身敬礼。

地上到处是空罐头盒、碎纸片和烟蒂，垃圾堆得老高，显然是很多天没人打扫了。

战壕里几个士兵正围着一副破扑克牌赌钱，嘴里叼着劣质烟卷，烟雾在冷空气中凝成一团灰白的雾。

另几个士兵裹着军毯躺在散兵坑里睡觉，步枪歪歪扭扭地靠在坑壁上，枪口上挂着一只破袜子。

阵地上竟然还有几个浓妆艳抹的女人——不知是从哪个窑子里跑出来的流莺，大冷天穿着露腿的旗袍，裹着军大衣坐在弹药箱上，跟几个低级军官调笑着吃瓜子，瓜子壳吐了一地。

“集合！集合！”

孙元良气得额头青筋直跳，挥舞着手里马鞭朝空中抽了几下，马鞭在寒风中发出刺耳的呼啸。

“把阵地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给老子清理干净！那些女人——马副官，你带人把她们赶走！统统赶走！现在是几点？九点！委员长马上到！你们赶快把阵地上打扫干净！把赌钱的牌都收起来！”

士兵们懒洋洋地从战壕里爬起来，慢吞吞地收拾东西，一个老兵甚至还对着地上啐了口唾沫，低声骂骂咧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