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黑白通婚导致的悲剧，观众怎么也不会联想到作者的亲生父母身上。剧中的吉姆和白人女孩埃拉同在纽约的穷人区长大，两小无猜，彼此怜爱，后来埃拉遭人遗弃，因吉姆的爱护而“下嫁”于他。可是，她禁不起外界的指责和内心优越感的矛盾，以致精神错乱，逼令她丈夫抛弃学当律师、自力更生的雄心，使他心甘情愿地终其一生服侍他病倒的太太。这对黑白夫妇的爱恨关系与“长”剧中蒂龙和玛丽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相同的：一个用象征的手法，一个用写实的手法，都是在描写奥尼尔自己父母的结合。虽然彼此相爱、彼此需要，但是其中没有快乐，也没有平安。

被公认的奥尼尔早期的一部杰作——《榆树下的欲望》（Desire Under the Elms，1924），地点换到新英格兰的农庄，描写了一个老迈而顽强的农夫和他的敏感的幼子两人之间的冲突。在此剧中，母亲早已含冤死去，儿子因为眷念亡母而仇恨父亲，又跟年轻的后母通奸而导致乱伦、杀婴的惨剧。作者在形容父亲“伊富连·加伯”（Ephraim Cabot）时，同情与敌对的情绪交织，也跟塑造蒂龙的笔法一样。据说，奥尼尔向他的一位好友表示过他很偏爱伊富连这个角色，“因为他里面的自传性很浓”！9

奥尼尔用各种手法去处理他自己家庭成员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里还有两部重头戏值得一提。一部是去年刚在纽约重新排演过的《大神勃朗》。这出戏里的角色用假面具来代表双重人格，主旨在于表现精神与物质的对抗和人对神的追求。可是，剧中的主人公，象征创造力的“狄安·安东尼”（Dion Anthony，奥尼尔自己），在说起他的父母时也提供了似曾相识的人物：一个是脆弱、逃避现实的母亲，一个是跟儿子彼此无法谅解的父亲。另一部就是奥尼尔把希腊神话现代化和美国化的三部曲《素娥怨》（Mourning Becomes Electra，1931）。在这里，夫妻间的冲突和两代间的互相责怪、良心责备，又一次从奥尼尔自己家庭的痛苦里演绎出来，只不过加以高度的戏剧效果：一方面脱胎于欧里庇得斯的古希腊悲剧，另一方面掺入现代弗洛伊德的变态心理。

谈到家庭悲剧，我们常常引用托尔斯泰小说里的名句：“快乐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快乐的家庭各有不同。”10还有中国人的老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奥尼尔家这本难念的经他不只是翻来覆去通过不同的故事和舞台技巧去检讨，而且是一直等到晚年，在这部成熟的作品里才能够和盘托出的。11

五

如果按照作者的原意，《长夜漫漫路迢迢》这出剧的内容至今还不会有人知道。当初，剧本写成后，奥尼尔把稿子交与他的出版者兰登书屋封锁起来，并且双方立约，要在作者逝世二十五年之后才能发表。等到奥尼尔死后，关于他这部遗著谣传甚多。不到三年，即一九五六年二月十日，出人意料，“长”剧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首次上演（同年二月二十日，剧本也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刊出）。美国戏剧界如此的一部巨作怎会让外国观众先睹为快？究竟百老汇何时能够排演？这些都是当时议论纷纭的大疑团。就在那年七月，奥尼尔的遗孀卡洛泰·蒙特瑞毅然发表书面声明，排除有关“长”剧问世前因后果的种种误解。声明说：

“这部戏写成之后，先夫的确表示过，并且与他的出版人兰登书屋签约言明，在身后二十五年内不得出版。他之所以做这样的决定， 并不是因为他本人有什么理由不愿让这部戏演出，而是他的长子小尤金·奥尼尔，根据他儿子自己的理由，坚决要求的结果。

“他儿子后来在一九五〇年去世。之后不久，先夫对我说他认为没有理由继续不让这部戏出版或公演。在他过世之前，我们已经讨论过许多次，满心指望这部戏能早日问世。”12

根据其他方面的记载13，奥尼尔死后不到两年，卡洛泰便向兰登公司要求打开密封，把《长夜漫漫路迢迢》的稿子取出来付印。当时，兰登的老板为保持出版者信誉并遵守诺言起见，予以拒绝。于是，奥尼尔夫人就以她亡夫遗产执行人的身份，执行她法律上的权利，把“长”稿收回，另交耶鲁大学准备出版。差不多在同一时间，通过联合国秘书长哈玛绍斡旋，卡洛泰又将原稿副本致瑞典“皇家剧院”的院长。无疑，这是为酬答瑞典国家多年前授予她亡夫诺贝尔奖的隆情。更重要的是，奥尼尔生前对“皇家剧院”一向有好感，尤其对他们演出《月照不幸人》一剧的成功表示感激。14

斯德哥尔摩的首次演出，顿时获得世界性的注目和赞赏。当地的剧评家承认，“长”剧的坦白，使他们看后从心底里感觉“震撼”。第一晚的观众，包括瑞典国王和王后，走出剧院时一个个都闷声不响，若有所思。瑞典报纸认为奥尼尔的成就已经超过易卜生和斯特林堡15，有些甚至将他与厄斯启拉斯、莎士比亚相提并论。“长”剧在瑞典的轰动，引起了纽约的舞台演出者和导演竞相申请排演这部戏。经过几个月的犹豫，卡洛泰最后选中青年导演昆泰罗（Jose Quintero）予以这项重任。此人当时正在“百老汇外”（off-Broadway）的小戏院重排《送冰人来了》，并大获成功。成绩不但远胜该剧十年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