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在几个店铺里它的租金最高，但营业额也是最高的。

2002年，姐姐当上了医务主管，月薪随之涨了，有了买房的念头。

卢湾城市花园销售出奇的好，姐姐去看房的时候已经卖光了，可她运气好，在售屋中心碰上一个想卖房的人，因为要出国，急等用钱，当时卢浦大桥还在建造中，姐姐有眼光，看出了升值的潜力，来不及打电话通知洪本涛，当即就决定要了，当时两室一厅的房价才六十多万，姐姐用了个人公积金贷款十万，问父母借了十万，自己的积蓄七、八万，其余的来自银行按揭，每月还给银行三千五，姐姐的月薪有七千多，扣除还贷，说得难听点，即使洪本涛一分钱都挣不到，两个人的基本开销是不成问题的。

姐姐很节约，除了诊所的公务，很少坐出租车，通常坐146路或隧道八线去上班，车费只要1块钱，有时候干脆骑自行车，连1块钱都省了。她有很长时间不买衣服了，每年两季的ESPRIT特卖会也不光顾了，怀孕后，我胖了一圈，衣服穿不下，就给她穿。在我的记忆中，她唯一的奢侈消费就是每周一次的全身按摩，因为牙医工作时需要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很多人患有肩周炎、颈椎病等职业病。

姐姐死的时候正值暑假，那天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我正在家里做孕妇保健操，电话是警署打来的，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一定搞错了，不可能的事！我给姐姐打电话，她家里电话没人接，手机关掉了，我心头一阵阵发慌，给老公打电话，叫他提前下班，陪我去瑞金医院，在医院太平间里，我见到了姐姐的尸体，我当时就昏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我躺在医院观察室里，我父母也来了，妈妈跟我一样也昏了过去，还没醒呢，爸爸悲痛得蹲在地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是我老公给洪本涛打的电话，他怎么来的医院我不知道，老公说他一直呆在太平间里，守在姐姐的尸体旁不肯离去。

晚上，警方找我们谈话，给的结论是自杀。我们异口同声反对，认为决不可能，可警方说，根据现场勘查，姐姐一个人在家里，房门是锁着的，她从31层的阳台一跃而下，除了自杀，没有别的可能。爸爸问他们，自杀怎么会没有遗书？警察说，自杀不一定有遗书，他们遇到过类似案子，从地铁站台上跳下去的、开煤气的、割腕的、吞鼠药的，都属于即兴自杀，没有遗书。

就这样，警方开了死亡证明。

葬礼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洪本涛，他也没跟我们联络过，本来嘛，彼此的关系是靠姐姐来维系的，姐姐没了，当然就不搭界了。

葬礼？？

诺诺和阿壶面面相觑，用北方话来说，“怎么把这茬儿给忘了？”

不管是虚无缥缈的Zoe还是实实在在的Zoe，死去的她总该有一块葬身之地啊。

6

“爱女余琳音之墓贰零零叁年捌月”

墓碑上刻着这些文字。

这里是位于南汇县的周浦安息堂，墓碑是大理石的，没有镶死者的照片。

Zoe的肉体在摄氏三百多度的焚尸炉里燃烧了近一个小时，化作一堆尚热的骨灰，连同几块未燃尽的骨渣，被装在一个红色布兜里，放进一只据说是楠木的骨灰盒，然后放入墓碑下面的凹槽内，这就是安葬。

人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

阿壶和诺诺坐了一个半小时的专线巴士来到南汇，在祭品商店里买了鲜花、香、蜡烛。

来之前，诺诺特意问了余琳乐：“你姐姐最爱吃哪种糕点？”

余琳乐想了想，回答说：“星巴克的蓝莓芝士蛋糕。”

12元一块的三角形蛋糕，诺诺买了两块，还要了一杯卡布其诺咖啡，装在有盖纸杯里一同带来，放在Zoe的墓碑前，焚了三柱香，点了一对蜡烛，两个人在墓碑前静静伫立了片刻。

天空中下着濛濛细雨，诺诺掏出一张纸巾擦去墓碑表面沾的灰尘，由于是湿的，轻轻一擦，即显出大理石的本色。

不知为何，诺诺流泪了，心里却在想：真奇怪，我为什么会哭呢？

就是这个女人，差一点要了我的命啊！

听了那么多的故事，也许产生了一种同情，女人对女人的同情吧。

做人的Zoe和做鬼的Zoe，真有天壤之别啊。

如果我死后也变成了鬼，会是什么样子呢？会不会变得连我自己都不敢认？

阿壶的手机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听见一个粗糙的男声：

“我是老抽，谁找我？”

7

在衡山路地铁站的“来来往往”奶茶铺，见到了洪本涛的合伙人——老抽。

诺诺对老抽这两个字的印象始终停留在酱油上，妈妈炒菜经常用那瓶“草菇老抽”，味道不错，才卖三块钱一瓶。至于老抽这个人，诺诺想，大概他脸上会有一种酱油色吧。

面前的老抽，脑袋微秃，穿一件咖啡色灯芯绒西装，里面一件佐丹奴牛仔衬衫，抽红双喜烟，密密的鼻毛从鼻孔里钻出来，脚上的皮鞋估计每周只擦一次，积了一层薄薄的灰尘，还有几个手指印。在上海，想保持皮鞋铮亮必须勤擦。

如果让他做“草菇老抽”的形象代言人，效果应该不错。

诺诺这么想。

“洪本涛呀，他老婆自杀后，他就没心思做下去了，嚷着要退股，我就把他的股份买下来了，自己做，我对这个奶茶铺还是蛮有感情的，也蛮有信心的。

什么？他还没结婚？那也叫‘老婆’，如今是同居时代，没人在乎你结不结婚，重要的是睡在一张床上。

我还是嫌黄陂南路站的租金高，风险大，当初是他坚持要的，现在他走了，我就把那儿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