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两天，抵沪的当天晚上，他就出现在杜咬凤的家里。

“奇怪！这真是奇怪！！”

当李永年再次面对这幅《窗台上的Zoe》时，发出了这样的惊叹。

“给Zoe做七的时候，我亲手把这幅画烧了呀，怎么会……”

当Zoe的噩耗传来的时候，李永年正在北京和台湾籍的副董事长商量在上海开设第二家White诊所的事宜，由于第一家诊所的业绩良好，开第二家诊所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浦东的发展已是有目共睹，不久的将来，浦东必与浦西呈鼎立之势，浦东的陆家嘴，未来就是纽约的曼哈顿，那儿有88层高的金茂大厦，还有建造中的环球世贸中心，高达九十多层，White一定要在那里抢占市场……

谈话进行到一半，手机响了，打电话给他的是肖妤，可能是手机讯号不太好的缘故，李永年听了半天，才听出是肖妤的声音，她在哭，语调泣不成声。

在Zoe的追悼会，李永年紧咬嘴唇，一言未发。

之后，在诊所的主管会议上，李永年大致交代了一下业务方面的应急措施，吴劳乾提出了几点建议，征求他的意见，李永年轻轻摇了摇头，说：“你看着办吧，我已经决定离开White了，回台北。”

顿了顿，他接着道：“在你们上海人的眼里，我只是一个台巴子，我离开家乡来到这里，既为了挣钱，也是为了实现一点抱负，但所有的前提是要开心，我现在不开心，很不开心，所以我不想做了。”

回到北京后，他向董事会递交了辞呈。

八月廿三日是Zoe的“头七”，在北京的公寓里，李永年亲手拆掉画框，取出画布，把它卷起来，淋上打火机专用的煤油，放在浴缸里用zippro打火机点燃了，亲眼看着画布慢慢变成一个烧焦的圆筒，最终化作一堆灰烬。

在追悼会上，他没有流泪；在主管会议上，他拼命忍住了眼泪；此时此刻，在一个人的公寓里，没有必要再克制了。

他始终觉得，Zoe死得不值，太不值了，如果Zoe在跨出这一步之前，能够跟他沟通一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那只不过是几句谣言呀！

阮玲玉在遗书里说到“人言可畏”，她死后，鲁迅先生还专门写过一篇《论人言可畏》，难道人言真的那么可畏吗？李永年至今都想不通。

1935年3月8日，阮玲玉用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2003年8月16日，又一个女人踏上了不归路，这两个都是上海的女人。

带着遗憾、悲哀和感慨，李永年登上了北京飞往香港的班机，他在香港逗留了两日，打算整理一下心情，他的一个香港朋友有私家游艇，两人约好出海钓鱼，没想到在宾馆里接到一个台北朋友的电话，要他推荐一个人去新加坡做一家齿科诊所的业务主管，李永年几乎没有考虑就对电话里说：“可不可以推荐我自己？”

就这样，他没有出海钓鱼，即刻飞往新加坡，与CCS诊所老板一个多小时的会谈后，这件事就敲定了，然后他回到台北，处理完一些个人事务，再度飞往新加坡，新的办公室已经虚席以待了。

跟上海和北京比，新加坡有三多：干净得多、雨水多、说英语的多，不过市场远没有上海的大，薪水也没有北京给的高，不过这些对比李永年来说并不重要，他需要的是忘却，忘却那些不愉快的事情，那些让他感到一阵阵胸闷的经历，如果做得到，他甚至愿意忘却Zoe。

那天晚上，原定的工作安排临时取消了，闲暇中，他喝了红酒，一边上网浏览，很无意地（或许是有意地）点击了他在White的邮箱，看到了几封邮件，其中有杜咬凤写给他的。

“李永年先生：

很抱歉打扰了您。

一个月前，我从一家拍卖行购得一幅油画《窗台上的Zoe》，之后，围绕这幅画发生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情，甚至出了人命，就连我自己，还有我的女儿、我的朋友，都曾遭到死亡的威胁，几度命悬一丝。

请您原谅，由于事情过于复杂，我很难用简短的文字表达清楚，我迫不及待地希望与您面谈，如果您能看到这封邮件的话，请务必与我联络，我在上海的电话是021********，祝您在新加坡一切顺利！”

作为原作，《窗台上的Zoe》被烧掉了，这是不争的事实，眼前这幅《窗台上的Zoe》是一幅临摹，至于它的作者，大家心知肚明，就是Zoe。

有人会问，Zoe读的是医科，从事的是齿科，她从来没有对绘画产生过兴趣，甚至连踏进美术馆、画廊的次数都少得可怜，拿惯了补齿车头的她，如何挥洒画笔来完成这样一幅油画，而且让原作者曾门都难以辨认。

下面这个解释，或许有说服力：“有时候，人在世间根本办不到的事情，死后就能轻而易举办到。”

李永年曾开玩笑说，只要Zoe不告他侵犯自己的肖像权，他就收藏这幅《窗台上的Zoe》，若干年后，也许它会出现在索思比拍卖行，卖出天价呢。

如果现在把这幅画拿到索思比拍卖行，拍卖师宣布：这幅画由一个死因不明的女性所作，她的鬼魂就附在画中，每到中午十二点，她就会给你看颜色，到了午夜十二点，她就会走下画框来拥抱你。本画的起拍价为一万美元，每次加价不低于三千美元。

人们会不会争相竞拍？一百万、一千万、超过莫奈、雷诺阿的作品……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几十年前，人们会面面相觑，退避三舍，但现在时代不同啦，购买者会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