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初的一个星期六，下午三点。

陈默和武藤兰坐在外滩的和平饭店咖啡厅里。窗外是黄浦江，江面上有轮船缓缓驶过。阳光很好，照在玻璃窗上，有些刺眼。

武藤兰今天穿了一身淡紫色的和服，头发盘起来，露出细长的脖子。她很少穿和服，陈默记得她说过，更喜欢穿西装，觉得方便。

“下个星期我就走了。”武藤兰搅拌着咖啡，没抬头。

陈默手里的勺子停了一下：“这么快？”

“东京那边的进修班，十一月十号开学。”武藤兰终于抬起头，看着他，“是帝国大学医学院的高级课程，导师是山本教授，国内顶尖的外科专家。机会很难得。”

陈默点点头。他知道武藤兰一直想深造医学。在上海这几个月，她除了在医院工作，还经常去红十字会医院帮忙做手术。

“去多久？”

“至少两年。”武藤兰说，“也可能更久。山本教授说，如果学得好，可以留在他的研究所工作。”

咖啡厅里很安静，只有轻柔的钢琴声。邻桌坐着一对英国夫妇，正在低声交谈。

“那我们……”陈默没说完。

“我们分手吧。”武藤兰接过话，声音很平静，“异地恋不现实。而且，你在中国，我在日本，隔着大海，隔着战争，隔着……太多东西。”

陈默沉默。他其实早有预感。武藤兰太聪明，太清醒，不会像普通女孩子那样，相信什么海誓山盟。

“你想好了？”他问。

“想好了。”武藤兰说，“陈桑，你是个好人。我看得出来，你是真心想为百姓做点事。但现在这个世道……好人往往活不长。”

这话说得很直接，也很残酷。

“我会小心。”陈默说。

“小心也没用。”武藤兰摇头，“战争就像一台绞肉机，谁掉进去，都会被碾碎。区别只是早晚。”

她顿了顿，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小盒子，推过来：“送你的临别礼物。”

陈默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块瑞士怀表，银色的表壳，蓝色的表盘，看起来很精致。

“我在南京路上的钟表店买的。”武藤兰说，“希望你每次看时间的时候，能想起……想起我们曾经在一起过。”

陈默拿起怀表，沉甸甸的。他打开表盖，里面刻着一行小字：时间会证明一切。

“谢谢。”他说。

两人又坐了一会儿，聊了些无关紧要的事。武藤兰说东京的冬天很冷，要带厚衣服。陈默说上海最近物价又涨了，老百姓日子难过。

像两个普通朋友在聊天。

但谁都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

下午四点，武藤兰看了看手表：“我该走了。晚上还要收拾行李。”

陈默站起来，帮她穿上外套。和服的料子很滑，带着淡淡的栀子花香——是武藤兰常用的香水味道。

走出咖啡厅时，江风吹过来，有点凉。武藤兰把围巾紧了紧。

“陈桑，”她突然说，“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

“什么话？”

“你恨日本人吗？”

这个问题来得猝不及防。陈默心里一紧，但脸上很平静：“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你是中国人。”武藤兰看着他，“你的同胞在受苦，在死去。而你在为日本人做事。有时候，我在想，你心里到底是什么感受。”

陈默沉默了几秒，说：“我恨战争。不管是谁发动的战争，我都恨。”

“但不恨日本人？”

“我恨那些杀人放火的日本兵，但不恨所有日本人。”陈默说，“比如你，武藤小姐，你救过很多中国人。医院里的伤员，不管是中国兵还是日本兵，你都一视同仁地救治。”

武藤兰笑了，笑得很苦：“那是因为我是医生。医生的天职是救人，不是杀人。”

她伸出手：“再见，陈桑。保重。”

陈默握住她的手。很凉，很软。

“再见。一路顺风。”

武藤兰转身走了。她的背影在夕阳下拉得很长，渐渐消失在人群中。

陈默站在原地，看着手里的怀表。

时间会证明一切。

证明什么？他没问，她也没说。

也许，什么都不用证明。

陈默把怀表收进口袋，拦了辆黄包车，回特高课。

路上，他想起和武藤兰的点点滴滴。

第一次见面，武藤兰穿着深蓝色西装，戴着眼镜，像个女学生，没多说话。

后来他们“约会”。去电影院看电影，去公园散步，去餐厅吃饭。大多数时候都是武藤兰在说，说她在东京的大学生活，说她对医学的热爱，说她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陈默则像个倾听者，偶尔插几句话。

他知道，武藤兰喜欢他，是因为觉得他“不一样”。和其他为日本人做事的中国人不一样，他不谄媚，不贪婪，有自己的想法。

但她不知道，这种“不一样”，是因为他有更大的秘密。

车到了特高课。陈默付了钱，下车，走进大楼。

走廊里遇见南造云子。

“听说武藤小姐要走了？”南造云子问。

“嗯，下个星期。”

“可惜了。”南造云子说，“她对你挺有好感的。如果她能留在上海，对你前途有帮助。”

陈默没说话。

“不过走了也好。”南造云子又说，“女人嘛，感情用事，容易坏事。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专心工作。”

“少佐说得对。”

回到办公室，陈默关上门，打开抽屉，拿出那份征粮计划的文件。

武藤兰走了，但工作还得继续。

陈默翻开文件，开始工作。

下午六点，秦雪宁来了。她带来一份新的物资清单，是组织急需的药品和医疗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