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军校里政治思想的训练凡是彰名较著做去的一部分十九无效，学生称之为“卖膏药”，因为其自称万应灵方实际不值半文钱也。有效的一部分，倒是不意之中得之。我们入伍不久之后集体宣誓成为国民党党员，军校的校歌也仍然是1924年以来的“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每一周或二周，我们也有党的小组讨论。通常的情形我们只坐在树林中乱谈天，等到政治指导员或区队长走近视察我们的时候，大家才拿着油印的指导纲领假作正经，言归正传。当日国民党已存在着困难：一个业已夺取政权并且又主持一党专政的政党，很多高级干部又在做大官，就很难照旧支持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了。至于抗战期间同仇敌忾的精神倒是不待教诲，早已俱在。而且传统的忠君爱国的思想也仍贯穿着流露在军校师生言行之中。我们称蒋委员长为“校长”，提及校长时说者和听者都立正致敬，倒并不是矫揉造作。一方面出于英雄崇拜，一方面也因为有了黄埔及中央军校等名目，我们有一种集体的自居作用group identification。我们既为十六期，自此十五期以上的毕业生都为“老大哥”，十七期以下尽属“小老弟”，与军校组织无关，只是一种社会习惯。1944年我在缅甸密支那以新一军上尉参谋的身份在前线观察，新三十师师长胡素将军乃是黄埔一期出身，他称自己的幕僚为“项参谋”和“李参谋”，而始终以“小老弟”称我。在他心目中，我们虽阶级悬殊，指挥系统上不相属，只好以前后“校友”的关系作主了。

成都军校仍保持南京撤退以来的七五野炮八门，山炮四门，各色骡马百余。凡阅兵的时候军乐铿锵，我们又在钢盔上涂油，戴白手套，各兵科都表示专长，步兵队则“走正步”，西方人称之为“鹅脚步”（goose steps）。通常常步为每分钟一百七十步，走起正步来只有每分钟一百一十四步，真是“一脚踢上半天云里”。然后几百双带铁钉的皮鞋从天而降，在水泥道上发出响亮的刷刷之声，绝对的整齐划一，观者无不敛容。可是也因为如此，成都军校的作风受过不少的批判。抗战既入后期，我们的征兵派饷都走到极端的困境，更用不着说交通通信的维持与器械的补充，相形之下成都之一切无非粉饰太平。战后涂克门女士（Barbara W. Tuchman）即根据美国观察人员的报告对军校有特别的抨击（见所著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纸面本四二六页）。我们毕业生一下部队也发觉士兵谈不上训练。我们只要他们不在淫雨与疟疾威胁之下被拖倒病死，较狡猾的军士不把机关枪黑夜偷出卖与土匪，已属万幸。对过去花在成都两年的时间所学是另一世界，所处是另一世纪，既然学非所用，而对实际的问题则毫无准备，也不能没有埋怨与反感。

只是今日五十年后，我从教学历史的立场对上述的情事又有不同的看法。背景上中国最大的问题则是整个国家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传统政治的作风无非在上端造成一个理想的标准希望下级仿效。自有《周礼》以来，以道德代替法律，以仪礼代替行政，也属上述体制。要不是组织上有此毛病，也不致引起日本人之入侵。本来国民党和蒋先生已替新中国造成一个高层机构，可是仍然缺乏符合时代需要的下层机构，纵有各种理想，仍然透不进基层里去。于是也只好照传统的办法，军校虽学外国先进，也在不意之间造成了一个理想的标准。假装门面不说，此非人谋不臧，历史之发展使然也（中共在延安的教学能针对实际，乃因他们有了我们的高层机构作挡箭牌，才能专注重于下层机构）。同时虽在抗战期间，我们的上层机构尚未做得完善。蒋先生日理万机，仍以“校长”的身份，每年抽出一两次的时间来成都与学生训话。可是四川的政情不稳，他又自兼四川主席，在重庆的中央大学学生闹风潮，他也自兼中大校长。要是他是独裁者，其独裁已非主动。而有些像明朝的张居正一样，自谓本身“不复为己有”（张居正也是蒋先生所崇拜历史人物之一），实际上在迁就下层的需要。

这样一来，也怪不得即在五十年前我们在成都的青羊宫和草堂寺临时的校址受训，虽剃和尚头，称政治指导员“卖膏药”，自己也具有双重人格。一方面因为着黄埔系统的集体自居，以做蒋先生的“门生”为荣，在装门面时一本正经，一方面也仍不脱年轻人的淘气性格，每于吹熄灯号之前的十五分钟打开铺盖就寝之际，以装腔学着“校长”的浙江口音互为笑乐。军人读训中之“服从为负责之本”，他读来有如“屋层外无炸资崩”。说来笑去，我们也忘记了一天的疲劳，更用不着记挂大敌当前，武汉广州和长沙。几分钟后万籁俱息，除了轮值当“内卫兵”的同学之外，其他都已酣然入睡了。

1990年1月27日，《时报周刊》二五七期

忆田汉

1988年9月汉城奥运比赛的时候，如果遇到中国大陆的选手得冠军，依例乐队必会演奏《义勇军进行曲》。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并不是要讨论其为真国歌或伪国歌，我倒是要提醒半个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