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意义，尤其不能代替全体的人民。挪威1905年的独立运动之另一动机即系其领袖看到对外移民过多，希望增强民族国家的自尊心。

那么，什么是人生的真意义？这问题便是我们在奥斯陆峡湾的岛屿上所产生的感想了。今日很少人提及的希特勒曾试作歌剧，叙述日耳曼民族尚是初民“邪教”时受基督教徒传教的情节。可是作传者没有详述剧本内容。我们知道的则是他认为皮肤白皙金发碧眼的日耳曼民族（当然包括瑞、丹、挪人民在内）最有创造精神也最有出息，应较其他人种有更大的生存机会。这观念一经他提倡，就索性贯彻到底，甚至在他眼里贪婪丑陋的人种亦不妨将之斩尽杀绝。这样，他就完成了一生的使命。

也有人认为生活没有真切的意义，即使有，我们也无法知悉。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即强调人类的知识不外从感觉（sensation）所获得，所以无法证实其真实性。有人提及全能的上帝创造完满的宇宙。休谟即反问，我们如何保证这不是一个“婴孩上帝”，初出茅庐地制造宇宙，结果是一团污糟，既不合理亦多费材料，以致他自己不堪回首，只好任之弃之？我们看到冰河遗下的痕迹，想到古生代的巨象，也甚可作这样的怀疑。

地理上的因素是推动人类历史的主要动力。在多少场合中有决定性的影响。现在很多历史家相信斯堪的那维亚的森林繁殖过甚，才引起日耳曼民族的大迁徙。在其过程中也促进现代民族国家之成长，甚至影响到资本主义之展开。例如威尼斯人即为逃斯堪的那维亚的哥特族人（Goths）的侵犯，避难斯岛，发现无土可耕，无纤维可织，才锐意经商，既兼鱼盐之利，也以商法为民法，造成资本主义的基础。马克思也指出：威尼斯存积的资本，透过荷兰，而输入于英而美，促成该国家之成长。东亚大陆的情形则因戈壁瀚海，寸草不生，其周边也不能供应多量人口，一遇干旱，匈奴突厥就大举南侵，近千年来更有契丹女真，除了保持游牧民族的大量骑兵之外又控制一部分农业人口，更为患中原。针对这样的威胁，才有中国传统体制之绵延不断。中国的官僚政治初期早熟，在技术成长之前即强行中央集权，以至官僚集团之逻辑驾凌于实情和数目字之上，其阻碍现代化之情形，我已在各处指出。只是在欧美科技展开之前，也曾在体制上和文物上展现过光辉，总之也是出于生存之需要，当中联系着一个时间因素。

今日，则两种体制经过长期的琢磨，已有汇合的趋势。我们不能再强调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也无法提倡劫富济贫（因为各国财富也是她们组织上之脐带）。因之只有互相激劝，增进彼此之同情和谅解。况且再瞻望亚洲腹地和非洲各国，很多地方仍是哀鸿遍野。这些地区之不安，即非人类之福。所以今日之斯堪的那维亚国家一方面企图保持近世纪来之局外中立，不愿参与超级强国政治，一方面又热心于国际和平运动，积极支持联合国，是出于今日“天下混同，区宇一家”之趋势下的警觉。也就是说，今后人类如仍企盼生存，则除了在技术上增进之外，群众生活之伦理标准亦不得不胜于往昔。

1991年1月9日《中时晚报》时代副刊

再叙瑞典

瑞典的历史中，有好几个有趣味的人物。虽说他们不一定是我们崇拜或钦慕的对象。

前次我已提及戈斯塔勿司·亚多尔夫司。他殒身于三十年战争之中，但是他的军事行动，扩张了瑞典往北欧大陆的领域，也巩固了新教的地位。现在尚要说及主持“北方战争”（The Northern War）的查理十二，和创立白纳多特（Bernadotte）王朝的查理十四。恰巧他们的功业彼此都有一百年的距离。亦即按照上述的顺序，他们名传遐迩之日，大约接近于1610年，1710年和1810年。

查理十二，十五岁登基为瑞典国王，时在1697年，只三年而北方战事爆发。原因是丹麦国王、波兰国王、俄国的沙皇彼得大帝以及今日德国境内的几个公国，都企图夺取瑞典在波罗的海东岸和南岸的领土。也乘着瑞王年轻而缺乏经验以为轻而易举。殊不知查理即在髫龄时，由他父亲监督之下，受过各种刻苦耐劳的锻炼，也能身先士卒，有严格驭下的能力。1700年初，这几个国家按计划行动。查理十二采取内线作战的不二法门，实行各个击破。他首先登陆于丹麦，先声夺人，不战而丹麦王屈服。这时候波兰军攻击瑞属波罗的海东岸的领土不下，查理乃于秋天横渡波罗的海。他没有遇到波军，于是决定移麾攻击俄军。当年年底那瓦（Narva）一役，他创造了以寡敌众的奇迹。瑞典国王率兵一万人，可是组织训练装备都比俄军强。俄军据称有八万，但至少有三万五千人参加战斗。瑞军窥破对方阵线上的弱点，于是集中兵力遂行中央突破，俄军溃败后沙皇退还国境。

1701年查理十二再向波兰进兵，其时波兰国王为沙克逊（Saxon）国主，波兰人偶一挫败之后无心战斗。查理乃轻辞重币地到处招降。1702年瑞军占领波兰国都华沙。可是他又再花了两年的时间，才将波兰大致平定。至此他和波兰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