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刀丛里寻找我的道。”

他说完这句话就走了。

他在雪地上的脚印，依在是深一只、浅一只。

叶红忽然觉得：今天这个王虚空，已跟他以前所见的那个嬉皮笑脸、吊儿郎当的王虚空完全变了样。

就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叶红的伤口仍然痛着。他走回“红叶庐”，在经过十字东街、羊棚桥、二嫂亭的时候，忽然看到一树的花，不合常理的烈艳着；其中一朵花正恰落了下来，掉到他的肩上，他用手指拈起这朵花，忽然想起：今晨那乍见的人会不会真的是龚侠怀呢？

然而他却不知道，在去年冬天同一日的这儿．龚侠怀也因为一朵花而念起亡妻。

稿于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四日三度赴台行前夕。

校于同年十二月台湾“中视”开拍“四大名捕”

后记：刀就是诗，诗就是道

所以刀就是道。

对我而言，艺术创作绝对是一件“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事。如果没有至少一项全新的创意或突破，我决不写作新的武侠小说。

如果以传统武侠小说对我近作评价：恐怕多认为我已荒腔走板；而我亦无法满足于传统武侠小说的写法：太流于陈腔滥调。

文学，早已走到“后现代”了，“现代”早已不希奇，甚至过时；“现代文学”已成了“传统文学”的一部份。我承认：武侠小说只从“新派”走到“现代派”，落后了一大步；因为落后，所以才要急流勇进、逆流而上。“新派武侠小说”如当日的“新文学”一样，早已走到尽头了。我不担心通于创新的作品会脱离传统，正如一个人原本技出少林一样，无论他再创什么门派再练什么武功，他的基础和功力还是从少林寺木人巷打出来的那套东西。我甚至自喜于脱离于过去传统武侠小说写作的规范，同时也无意重叠过去武侠小说的趣味和逻辑，我的注意力集中在诗和小说的交揉、武侠与文学的结合；我的焦点是人性里的情和义。写别人的，我写不过他们，我只能写温瑞安的：我是这时代的人，武侠小说只是一个象征，一个寓言，我只有兴趣反映和批判的还是现代和现在、以及刻划“极度情境里的人性”。

是以我写我的江湖。我写我的武林。我笔下写的是一个可信而不一定实在的世界，不一定是“现实里的真实”，但却接近于“诗的真实”。因为我是传统里一个必须和必然的变貌，所以我就是传统的一部份。只要我认定侠者必须具有正义感与同情心，侠行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义所当为者为之的特质，我便没有切断传统武侠小说精神这裸大树的深根。

对任何人来说，他的作品“空前”，绝对是赞誉，“绝后”则不然。拿金庸的小说而言，显然并不“绝后”，因为他在集各家武侠精华之大成的“巨著”之后，还是有古龙一笔神来，结合了梦幻世界里的传奇，加快节奏、加重悬疑、推陈出新、翻空出奇，虽然缺失仍多，其作品亦多不完全、严谨，但别出心裁，也别出蹊径。武侠小说，显然并未“绝后”，只不过，前浪早已乱石崩云、惊涛拍岸，后浪不一定都能卷起千堆雪。也许，所有的“道”都像自前人的“尸丛”里走出来的；站在前辈巨人的肩膀上，我们看的也许会远上一些。

关心我的朋友访问：“为何不好好地去写好一部书？”如果有地方敢发表，有读者支持，不叫我每天连载都必须制造一个高潮，不曾真正看过我的小说便忙着妄下论断，不老是叫人应该走金庸路线或是跟古龙之风，不要限制每天刊登一千三百五十七个字，不许多一字少一字的成篇……我岂止写好一部而已！

“刀丛里的诗”能成，完全是出自余纪忠先生的厚爱。没有他老人家，我就根本不会有刀丛里的诗。为了写好这部书，我交出来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连载篇幅竟足足超出了原先约定的三倍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没照约定的字数交稿，而且还写长了那么多！虽然我对这件事很感歉意，但我决不后悔：因为不这样写，我便对不起这部书和约我稿的人！“人间”主编季季以极大的耐心和关心，每隔数天就来越洋电话问我“近况如何”，我也每隔数天就以二十四小时内即行寄到的特快专递把稿送上，以免老是在文字为了追求艺术境界里的留白之美、而致在报纸上开了不雅的留白天窗。没有她，我的诗丛里可能没有刀。

也许刀和诗，侠和文，都是一体的两面吧。应钟义弟常云：“严笑花为龚侠怀在狱外而生，冰三家为叶红在牢中而死。”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在“人间副刊”连载这篇小说一年多以来，台湾刚好历经过好些重大的翻案和重认：诸如孙立人、雷震、二二八案等事件……心中不无感慨。我为自己的遭遇而写“刀丛”，但如果不是结识那些“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出色人物，我的刀丛里也不会有诗吧？

所以当我奋笔疾书，从中夜写到天亮，从二十三楼向风望海，天色渐明，维多利亚海港的星灯渐媳，这时我写完了“刀丛”的最后一句，忍不住泪，忍不住倦，忍不住前尘如梦，忍不住折断了我的笔，因为无法忍受它再去写另一篇文章。

稿于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与小黑龙三度返台行。

校于一九九六年七月中旬：几乎大部份时间都在龙头小筑与白婆婆、八婆梁、铁布衫何（加半个求职陈）共渡，并遍游中国大江南北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