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倾泻出漫天秋雨、积滞成灾的凄惨景象，以隐喻世道黑暗、前路艰难。继而写京畿的宫殿绵延、赫然天居，使之与前者形成强烈对比，抒发出一腔郁抑而愤慨的情感。表示既然无“亮采以匡世兮，亦何为乎此畿”，拒做鼓琴侍弄之臣。

全赋字句不多，小巧灵活，见解深刻，概括精辟，是汉小赋的绝妙佳作。世称蔡邕为汉代最后一位辞赋大家。

因为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国家命运的忧患，不合作、不妥协，蔡邕因此被鲁迅先生誉为“一个有血性的人”。

蔡邕回乡，一共隐居了十年。

十年中，他曾被州里征辟，但他将入仕的机会辞让给了别人。其本人闲居玩古，并撰《释诲》一文以明其隐居之志。

直到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0年），蔡邕才应司徒乔玄之辟出仕。

这一年，他已经三十八岁了，乔玄对他非常敬重，因此，在仕途上较为顺利。

在接下来的九年时间里，先是出补河平长，后召拜郎中、校书东观，再迁议郎。

在任议郎期间，他跟从刘宏车驾上原陵祭祀，将祭祀的过程记录下来，“采前古及汉以来典章制度、品式称谓，考证辨释，凡数百事”编成《独断》一书，被四库馆臣誉为“考证家之渊薮”。

另外，他的书法精妙，有“书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力”的好评。

据说，刘宏命工匠修理鸿都门，工匠用扫帚抹了白粉在墙上写字，蔡邕大受启发，进而创造了一种名为“飞白书”的书体。

该书体，笔画干瘦枯涩，乏墨而力劲，开张折合，势若千钧。

唐张怀瓘《书断》是这样评价蔡邕的飞白书的，他说：“飞白妙有绝伦，动合神功。”

当代史学家范文澜称：“两汉写字艺术，到蔡邕写石经达到最高境界。”

写石经，是蔡邕所做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件大事。

当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书籍被奉为经典，法定为教科书，设专门博士官讲授，成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与决策依据。

儒学既然已被定为官学，自然就有一部标准本作为评定正误的依据。

可是到了熹平年间，这部作为评定正误依据的标准本——藏在东观的“兰台漆书”，却被主管考试的官员受贿涂改得不成样子了。

为了不贻误后学，蔡邕向刘宏提出：必须重新校正经书、正定儒家经本六经文字，并刊刻于石。

得了批准，他便参校各种版本文字的经书，亲自书丹于碑，命工镌刻，立于洛阳城南的开阳门外太学讲堂（遗址在今河南偃师朱家圪垱村）前。碑凡四十六块，碑高一丈许，广四尺，包括《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及《公羊传》《论语》。

这些碑称《鸿都石经》，始刻于熹平四年，故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