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译注：对本书所阐述的道德理论有重大影响的英国哲学家David Hume曾抱怨，没有什么比“自然”这个词的意思更为暧昧与模棱两可了(参见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2nd edition， P. H. Nidditch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474ff)。根据他的考究,“自然”可以是相对于“奇迹”而言，或相对于“罕见与不常见”而言，或相对于“人为”的“自由”(而非“自然”的“必然”)。但是，他也指出,“自然的”通常是指“常见的”。我认为，此处的“自然”应当解为“常见”。

[3]译注：James I(1566-1625)，其子Charles I(1600-1649)继位后，与下议院发生冲突，导致内战。

[4]译注：指前一句中的检察官和法官。

[5]译注：这四个人都是古罗马或古希腊时代雄才大略、成就不凡的大将，不过，也都曾经遭到民众误解与羞辱。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fricanus(236-183BC)在第二次布匿战争(Punic War)击败迦太基的汉尼拔(Hannibal)，并且为罗马征服了西班牙，却由于在某些公务的处理上遭到大加图(Cato the Censor)的批评，愤而退隐。Marcus Furius Camillus，公元前4世纪初期的罗马大将和政治家，曾因处理战利品不当被放逐到国外，后来被召回，领军击退占领罗马的高卢人(时约公元前390年)。Timoleon of Corinth设计推翻了他的兄弟，使科林斯免于独裁统治，却因为独裁者身亡而遭到民众诋毁抛弃(时约公元前365年)，直到20年后才被科林斯人遣派至西西里解救殖民城市Syracuse免于暴君Dionysius II统治。Aristides，是雅典的政治家，也是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Marathon)战争中领军对抗波斯人的希腊将领之一，却曾被无知盲从的雅典民众以贝壳投票法(ostracized)表决放逐到国外(482-480BC)。Aristides有一则轶闻，颇为有趣，值得一提。据说有一天，一个不识字的农夫手拿贝壳，急着找人帮忙在贝壳上写下他的名字，以便去投票把他驱逐到国外，凑巧遇上他；他为那位素不相识的农夫在贝壳上写下自己的名字，问了驱逐他的理由后便走了，始终未表明身份。亚当·斯密认为，这四位爱国的军事天才未获得其国人应给予的尊敬。

[6]译注：Cesare Borgia(1476-1507)，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儿子，军人与意大利主教；统一教皇辖地；据信是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的《君主论》(The Prince)的灵感来源。Nero(37-68)，罗马皇帝(54-68)，以残忍腐败、迫害基督教徒闻名。

[7]原作注：把我们觉得某些行为应当受罚的这种自然的感觉，依此方式，归因于我们同情受害者心里的怨恨，对大部分人来说，似乎是在诋毁那种自然的感觉。怨恨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很丑恶的激情，以致大部分人往往会以为，像觉得恶行应当受罚这样值得赞美的本能的感觉，无论就哪方面来说，都不可能是建立在怨恨的基础上。他们也许会比较愿意承认，我们觉得善行应当受赏的那种感觉，是建立在我们对善行的受益者心中的感激感到同情的基础上。因为，感激以及其他所有慈善的激情，被视为一种可亲的本能，不至于殃及任何以它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感觉，或败坏那种感觉的价值或光彩。然而，感激与怨恨，在每一方面，显然是彼此相互对应的两种感觉。如果我们的功劳感(或觉得某某行为有功劳)是出自于同情的感激，则我们的过失感(或觉得某某行为有过失)便不太可能不是源自于同情的怨恨。

[8]译注：指Henry Home， Lord Kames(1696-1782)， Essays of the Principles of Morality and Natural Religion(1751)。Henry Home是Adam Smith学术生涯最早的一位赞助者。

[9]译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有四因之说，除了动因(efficient cause，有人译为主成因)和终极因(final cause，有人译为目的因)外，还有材质因(material cause)和形式因(formal cause)。材质因，指构成一事或一物的那些具有实质性的东西；形式因，指一事或一物的构成形式。譬如，就一间房子而言，木头或砖块或钢筋水泥属于其材质因，而三合院或洋楼形式则属于其形式因。动因或主成因，指构成一事或一物的行为力量，如建造房子的师傅；现代科学所谓因果关系当中的因，主要指此因而言。终极因或目的因，指一事或一物的功效或作用，如房子是供人住在其中避风躲雨的。

[10]译注：指人类的理智。

[11]译注：这一段文字与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