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的看法与感觉。他只是全心全意渴望博得他自己的同胞们的赞许，而由于他们全都和他自己一样受到同一含有敌意的激情的鼓舞，所以，他最能够取悦他们的办法，莫过于挑衅与触怒他们的敌人。偏袒的旁观者就在身旁，而公正的旁观者则远在天边。所以，在战争与外交折冲中，正义的法律很少被遵守。诚实与公平交易几乎完全被置之度外。条约被违背，而违约的行为，如果透过这种行为可以取得某些利益的话，很少会给违约者带来什么耻辱。一个大使，如果欺骗了某一外国的大臣，会受到赞美与鼓掌喝彩。一个正直的人，一个不屑占别人便宜或给别人占便宜的人，一个甚至认为给别人占便宜比占别人便宜较不可耻的人，在所有私人交易中，是一个最受敬爱与最受尊重的人。然而，在那些公共交易的场合，他则会被认为是一个傻瓜，一个不了解他的本行勾当的白痴；他总是会招致他的同胞们的藐视，有时候甚至会招致他们的憎恶。在战争中，不仅所谓国际法常常被违背，而违背者(在面对他自己的同胞时)也丝毫不觉得违背国际法于他自己的名誉有什么了不起的损害(而他也只在乎同胞们对他的评判)；而且那些法律本身，绝大部分在制定时，几乎未顾虑到一些最普通也最浅显明白的正义法则。无辜者，即使他们和有罪者有着某种关联或附属于有罪者(而对于有这种关联或附属关系，他们本身也许是无可奈何的)，不该因那种缘故而代替有罪者受苦或受罚，是最普通也最浅显明白的一条正义法则。但是，在最不正当的战争中，通常只有君主或统治者才是有罪者。臣民几乎总是完全无辜的。然而，无论是什么时候，只要某个公共的敌人认为这么做符合他自己的利益，他便会在陆地上或海上夺取爱好和平的百姓们的财产；他们的土地被糟蹋成荒地，他们的房子被焚毁，而他们本人，如果胆敢做出任何抵抗的动作，就会被杀害或被监禁；而所有这些戕害无辜的行为都完全符合所谓的国际法。

敌对党派之间的憎恨，无论这些党派的属性是凡俗的或是神职的，往往比敌国之间的憎恨更加猛烈，而他们彼此对待的行为往往也更加残暴。被某些郑重其事的发起人制定出来的所谓党派法，时常比所谓国际法更加不尊重正义的法则。最凶恶残忍的爱国者，绝不会把这当作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提出：是否该对敌国守信？但是，是否该对反叛者守信？是否该对异教徒守信？却是时常被凡俗的与神职的著名学者与长老们激烈争辩的问题。我想，用不着多说，所谓反叛者或异教徒只不过是一些可怜人，一些在事态演变到一定程度的暴戾时，不幸属于力量比较弱的那一派的可怜人。在一个被党派斗争搞得混乱发狂的国家里，无疑总是会有一些人，虽然通常只不过是很少数的几个人，保持他们的判断不受一般流俗的感染。他们充其量往往不过是零零星星的几个孤独的毫无影响力的个人。这样的人，由于他自己的正直，完全得不到任何党派的信任，即使他是一个最有智慧的人，也必然因为他的智慧而成为社会中一个最无足轻重的人。所有这种人都被敌对双方的那些狂热的党徒藐视与嘲笑，甚至往往被他们憎恨。一个真正的党徒，憎恨并且蔑视正直；而事实上，也没有什么恶癖能够像该项美德那样有效地使他丧失资格，使他无法从事党徒所做的那种勾当。所以，真实的、受尊敬的和公正的旁观者，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比敌对党派进行激烈斗争时，位在更遥远的地方。也许对那些互斗的党派来说，这样的旁观者几乎不存在这宇宙中的任何一个地方。他们甚至把他们自己的一切偏见都归咎给伟大的宇宙审判者，并且经常以为，所有鼓舞他们自己的那些仇恨与执拗的激情，也同样鼓舞着那个神圣的审判者。所以，在所有腐蚀道德情感的因素当中，党性坚强和宗教狂信向来总是显然最有影响力的因素。

关于自我克制这一课题，我只想再指出一点，即：一个遭逢最严重且最意外的种种不幸，而行为举止仍继续保持不屈不挠与刚毅坚定的人，我们对他的钦佩，总是预先假定，他对那些不幸有很强烈的感觉，而且要征服或克制这感觉需要非常巨大的努力。一个对身体疼痛毫无感觉的人，即使以最完美无瑕的耐性与镇定忍受了酷刑折磨，也不值得任何人为其鼓掌喝彩。一个天生异常不害怕死亡的人，即使在最可怕的危险环绕中保持住他的冷静与沉着，也没有资格为此而声称他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优点。塞涅卡[40]有一段或许是过度放肆的话说，一个克己心极强的智者，在这方面，甚至比神来得优越。神的泰然自若，完全是自然所赐的恩典，是自然使他免于痛苦；而智者的泰然自若，则是他自己所修来的恩典，完全来自他自己以及他自己的努力。

然而，对某些直接影响到他们自己的事物，某些人的感觉有时候是这么的强烈，以至于完全不可能自我克制。任何荣誉感都不可能克制住这个人的恐惧，如果他是这么的软弱，以至于在危险逼近时他便昏厥过去或陷入痉挛。这种所谓神经软弱的毛病，是否容许透过渐进的训练与适当的教养而获致一定的疗效，也许颇值得怀疑。似乎可以确定的是，这种神经软弱的人绝不应该被信任或被委以重任。

第四节 论自欺的性质，并论概括性规则的起源与应用

要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