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项计划是12月12日在第七航空队司令部制订的。并确定由装备F-4C飞机的第八战术战斗机联队联队长罗宾·奥尔兹上校组织进行试验。这一计划的代号是“波洛”行动，旨在利用北越开始认为有些事是理所当然的，毋需加以考虑这一情况，亦即北越依靠广大地区内配置的预警和地面引导截击雷达作为耳目，在攻击机群到达目标区之前就能发现它们。

截至当时为止，几乎每天出动的攻击机都编成标准队形，在飞行途中由KC-135加油机进行空中加油，这实际上是通过敌人的雷达告诉敌人美机来袭了。在标准突击编队中，不同机种在不同的地点与各自的加油机会合，载弹的F-105的空中加油高度低于重量较轻、速度较快的F-4“鬼怪”式护航飞机的加油高度。

北越对这种编队进行了仔细分析，通过在雷达荧光屏上观察飞机不同的位置及其运动，推断出飞机的型别和任务，再对雷达获取的情报进行分析后，引导米格截击机飞向他们判断的载弹的飞机或其他飞机，如降低他们雷达效能的EB-66C或“野鼬鼠”飞机。美军情报部门又说，北越还对飞机间的通话进行监听，以搜集有关突击目标或战术方面的情报。

在“波洛”行动中，美军依靠的是北越仍然会遵循的当时的标准作战程序。但是，北越人无法从雷达荧光屏上辨认出主要突击机群这次是由携带空空导弹的F-4空战战斗机组成的，而不是由带炸弹的F-105飞机组成的。

这些“鬼怪”式飞机飞行时编的是标准的F-105飞机编队，模仿它们在较低的高度上进行空中加油，并在机上装有F-105的雷达干扰吊舱，通信联络也模仿F-105飞机的方式。

这种作法一直延续到米格机升空实施截击时为止，米格机感到出乎意料，碰到的不是带着沉重炸弹的F-105，而是F-4，一下子同14个带导弹的F-4C小队搅到空战当中了。执行“波洛”任务的其他飞机还有6个小队的F-105战斗轰炸机，配有对付雷达的“百舌鸟”导弹的“野鼬鼠”飞机，还有4个小队的EB-66C远距干扰机，EC-121远程雷达监视机以及为KC-135加油机护航的F-104战斗机。

14个F-4C“鬼怪”式小队的飞行间隔为5分钟。这样在目标区上空便可连续提供55分钟的空中掩护。估计55分钟会大大超出北越米格-21飞机的续航时间。一俟米格机前来交战，美空军是不会放过这个扩大战果的机会的，美机将迫使米格机进行缠斗，一直到它们的油料耗尽。

欺骗获得成功的关键是要绝对保密。F-4“鬼怪”式必须秘密进行改装，以便携带目前只有F-105飞机才携带的QRC-160雷达干扰吊舱，此外，F-4飞行员还必须运用F-105的通话方式和作战程序。

这些战斗机分东西两队。东队由366战术战斗机联队的F-4C组成，负责夹市机场和吉碑机场上空的掩护，并在北方实施拦阻性战斗空中巡逻，以阻止米格机逃往中国境内的庇护机场。

西队假扮成F-105突击队，其实是由奥尔兹上校指挥的第8战术战斗机联队的F-4C飞机组成，它们利用F-105飞机的加油方式、加油高度、进入航线、进入高度、飞行速度、无线电呼号和通话方式，以便进行欺骗。当他们成功地引诱米格机前来交战时，F-4C飞机在福安和嘉林机场上空的云上等待米格机升空后对其进行攻击。

行动的日期选在1967年1月2日，这时战略部署已安排就绪。由于北越上空天气不好，起飞时间推迟了一小时。下午8点，奥尔兹亲自率领第一小队进入目标区。他们先是飞向东南，平安地飞过福安机场上空，然后再飞向东北并飞返原地，北越人终于上钩了，尽管时间比预料的要晚一些。

奥尔兹上校对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叙述的:“战斗一开始，米格机突然从云层中钻出来。不妙，第一架钻出来的正好处于我的飞机后方，我想这更多的是巧合，不是事先安排好的。果然，一会儿又从四面八方钻出来许多飞机。”

奥尔兹作左转弯以抵消米格机所占的优势，并向位于左前方的第二架米格机发射了两枚AIM-7E“麻雀”导弹。这架米格机消失在云中，“麻雀”导弹未能击中目标。奥尔兹随即把注意力转到这一区域的其他米格-21飞机上。

“我又看到另一架从10点钟方向钻出来，从右向左飞来，也就是说，正好在我面前兜了半个圈子。当我攻击的第一架米格机消失以后，我打开加力，猛压坡度，以占据有利位置对付第二架米格机。我将机头拉起约45度，从米格机内侧切入。注意，它正在转弯向左飞，因此我再次将飞机拉起，向右作滚转，这一动作名叫“矢量滚转”，我拉到它的上方作半倒飞，等着它作完转弯。我算好时间，以便继续滚转到它后下方。当时我与米格机间的夹角为20度，距离4,500到5,000英尺。当时情况就是这样。老实讲，我不知它是否看到了我。我在它后下方，看到它在蔚蓝的天空中被太阳照出的轮廓。我发射了两枚‘响尾蛇’导弹，其中一枚切掉了他的右机翼。”

奥尔兹击落的这一架米格机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