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的农舍，突然喘不过气来。几小时后，窒息预示的重病袭来。几个月后，我恢复了，感觉自己一下子成了中年人。工作变得更加辛苦。我发现自己不愿接手新工作，希望从工作中脱身。

到达山谷后，我的梦——爆炸头脑的梦，死亡的必然——受到疲惫和不幸的刺激，死亡的念头来到我梦中。死亡不再是最初梦中的景象或故事，而是事物的终结，像是在脆弱的沉睡之时乘机占领人身心的一种阴郁。对死亡，对让人的生活和努力化为虚有的死亡抱有的这一想法，使我在一个个早晨醒来后如此乏力，有时需要一整天的日光才能现实地看这个世界，再次成为一个人，一个实干者。

曾经的枯竭之梦，如今则是“终归一场空”的想法引发的衰弱。这也是发生在那个在山谷散步、见证其中人事的男人身上的事情。

仿佛那召唤，作家的使命，能且只能提供暂时的满足。再一次，在我看见基里科的画作、故事的构思向我走来的多年以后，一切重现，我自己的生活就是《抵达之谜》故事的另一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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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的确有一场旅行——旅行催化了其他一切，间接地促进了关于传统世界的幻想。曾经有一场旅行，以及一艘船。

这场旅行始于我将满十八岁之际。之前整整一年我都在担心不能成行。甚至在出发前夕我仍陷在焦虑之中。这场旅行把我带出特立尼达岛，经过委内瑞拉北部海岸，来到英国。

开始是一架小而窄的飞机，过道狭窄，低空飞行。这带给我最初的启示：在离地面不算太高的半空中我看见了童年的风景。路边的景况是那么混乱穷困，净是屋棚和下水沟，前院荒芜、树篱凌乱，后院寒酸。然而从空中俯瞰是有逻辑的、开阔的图案。直线、规律化分布，编织地毯般经纬分明的甘蔗田如此广阔，只给人类留下了那么小的空间，除了一些边角。辽阔而未知的沼泽地出奇平静，红树林和绿树丛在奶绿色的水面上投下阴影。郁郁葱葱的山峦和山谷；一片格局和轮廓都明晰的风景，弱化了路边的杂乱，一片墨绿和深棕交织的图案像是一种伪装，像书上的风景画，像真正的乡村风景。所以，在起飞那一刻，在离开的时刻，我像是错过了童年的风景，像是从未见过童年的风景。

几分钟后，飞机到了海上空。海面皱巴巴的，像丁尼生①诗中的片段。海波光粼粼，呈灰色和银色，而不是蓝色。正如丁尼生的诗句描述的那样，它的确在爬行。这是我活了十几年从未见过的世界。

接着小飞机升空入云，在云层之上翱翔，直到抵达波多黎各。五年前我就从一个坐飞机去牙买加的人那儿听说了半空中看到的云有多美，他也许坐在更小的飞机中。那是我所预期的美和体验，我陶醉其中。云彩之上总是阳光！云如此坚实，如此纯粹。我只能目不转睛地看着；真正占有那种美，感受那种特殊体验的极限是不可能的。我看见了少有人看见的景致！我所看见的云上的世界，即便在没有被看见的时候，也总是在那儿；在空中（有时在地上看日落的时候），人的思想能穿行到过去或未来——穿行过无数年代。

我们到了波多黎各。那是傍晚时分。才过了几个小时，我们就到了另一个国家。旅行啊！这里说另一种语言；有黑白混血儿，但是与我故乡的混血儿有细微差别。

飞机棚里有个黑人。（或者在我看来是这么个地方。这里没有候机楼。虽然当时坐飞机是种奢侈的行为，但总有些简陋的地方。）黑人是从小飞机上下来的。我问他是不是特立尼达人。我当然知道他是，我在飞机上看到他了。但是我还是问了那个问题。为什么？为了交朋友吗？不需要。我意识到自己的虚伪。在飞机棚里，有个从另一架飞机上下来或者在等另一架飞机的人，他在看当天的《纽约时报》。这个广阔的世界总是存在于我们小岛之外——像云朵之上的太阳，一直存在着，无论有没有被看到。这个广阔的世界如今触手可及！

八个小时，还是十三个小时？——我们在暗空中飞往纽约。几小时的路程之外是我的岛，那里没有什么值得品味，甚至连灯光都透出一种杀人的特质（我觉得）。我像是随便哪个初次进城的农民，置身于一个充满奇迹的世界。我一直知道这个世界的存在，但要接近它必得付出高额路费。然而正如在童话中那样，邪恶总是伴随奇迹而来。随着小飞机在夜色中飞行，想到纽约我就心生惧意。可怕的不是城市，而是抵达的时刻：我无法想象那一刻。这是我第一次体验旅行的恐慌。

坐我边上的是个英国女人，带着一个孩子。我只能这么看待他们：一个英国人和一个孩子。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把两人归于何处。

我要写日记。我带了个廉价记事本，封皮上有个口袋，里头装了几个信封。我还有一支淡紫色的“擦不掉”铅笔，是那时候的要人们——尤其是特立尼达的官员——使用的那种。舔一下铅笔，色彩就变得鲜艳；干燥时颜色暗淡。我随身带着本子和铅笔，因为我出门远行是为了成为作家，我需要迈出第一步。

我请空乘小姐帮我削铅笔。这样做有几分是为了体验乘飞机的奢侈。飞机小，但提供了不少小服务，航空公司的广告上是这么说的。我的要求是一种挑衅；让我吃惊的是，那个空乘小姐，一个白人，美国人，一个在我看来容光焕发、美丽动人且成熟的人，认真对待了我的要求，把削得漂漂亮亮的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