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世军姑娘。我总是写起这一场景，以致他永远存留于我的想象中。

他低头盯着橘子，说：“我很勤奋。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一定会得到。明白吗？”

这就是我的写作素材：通过这样写作、这样观察，我能让这个世界知道我对它的了解。我能有效地说：“我也见识过这个。我也能写这个。”

但那是另一段回忆，和第一段不相关。我在《狂欢夜》的某些版本中使用它。在其他版本中忽略它。

那个年轻的南方人谈论起“有色人种”。他说：“现在他们想上你的床和你睡觉。”

我大吃一惊：他竟有如此强烈的种族情绪，能对我这样说话，仿佛他看不见我也是有色人种。但是这个种族话题——虽然是熟悉的好素材，能证明我认识世界——没法写进《狂欢夜》。它离我的不安、我的脆弱和分裂的自我太近。这不是作家想要呈现的个性，不是他会处理的素材。

因此，虽然我为了写作旅行，关注体验、渴望经验，但我把自己抽离，将体验从记忆中抹去。抹去了在机场讹诈我的出租车司机——那种羞辱尤为强烈；抹去了宾馆的黑人。

身为作家，我也不能承认那天在纽约萦绕在我心头的可怕的焦虑。在横穿大西洋的邮轮上应该是纯粹的浪漫；那个下午在纽约登船也应该是纯粹的浪漫。但浪漫只是我脑海中的一部分；其余的是其他东西。我对和别人共用船舱感到紧张。好几个月，我都在担心横渡大西洋旅程中的这部分。我担心要忍受好斗的、讨厌的或者性变态的人。矮个子的我觉察到自己体格的弱小。我害怕被攻击；我害怕招惹别人的恶意。

这对我来说是极其严重的焦虑。但登船后，焦虑神奇地消失了。然而要成为我理想中的作家，在《狂欢夜》中就不能写这种焦虑。

英国驻纽约的副领事为某个人定了舱位。很明显他不是英国人，当他从纽约码头上船时他令事务员不解。我现在才记起来这事，《狂欢夜》删除记忆之成功可见一斑。到了现在，我才把《狂欢夜》的素材放到一边，记起他们花了几个小时才决定把我安排在何处。我也许会没有位置，也许会一直站着，我担心自己的几件行李，甚至在轮船离岸时还在担心。纽约港口的景致和著名的天际线会因等待而变色。然后有人做出了决定，问题得到完美解决。

他们给了我一间完全由我独享的高级舱。我拿到了一把将那个舱和游客舱门隔开的钥匙。我白天在游客舱吃饭、打发时间。这真是好运气。很快，我的焦虑几乎烟消云散了。我觉得这是未来的好兆头。我觉得有“旅行者的好运”伴随着我。

但是那晚在睡梦中，我被一阵骚动吵醒。舱顶灯亮了，传来人的声音。然后我知道要发生什么了。有人要和我共用舱室。游客舱有人拿到了钥匙——之前几个小时里，我觉得那是自己独有的秘密空间。点亮的顶灯和抬高的嗓门是那么不体谅别人。我闭上眼睛，像个孩子，像个在施展魔法的人：如果我假装沉睡，假装一无所知，那么什么都不会发生，进来的人就会离开。

当然，事实并非如此。被带进来的男人在找麻烦。他不愿住这间舱室。他的嗓门越来越高。他说：“因为我是有色人种，你就把我和他安排在一起。”

有色人种！他是个黑人。所以我是被赋予了一点少数族裔的特权。但是我不希望那个黑人或者其他人和我共处一舱。我尤其不想和这个黑人待在一起，原因和他说的一样。

而他不会和我共享舱室。顶灯熄灭，舱门关闭；进来的人出去了。那个黑人无疑被带回了门那边的游客舱，塞进三四人一间的拥挤客舱，和白人共处一室。他是满意了；但这是怎样的代价，在横穿大西洋的整个旅程中都紧张兮兮的代价。瞥见另一个人的狭隘和动机让人恐惧。然而我为他们把黑人带进我的舱室而感到羞耻。我羞耻的是，我满腔抱负地投入这次探险，而人们眼中的我们却仅此而已，这与我的自我感觉、我的追求相去甚远。也是这羞耻，让我在他们进来时闭上了眼睛。

那个黑人第二天早上在游客舱的休息室找到了我，向我道歉。他高而瘦，衣冠楚楚，精致的夏装让他显得瘦骨嶙峋：多骨的膝盖和尖锐的胫骨。他谈吐优雅，比在那间高级舱时安静多了。他以为事务长办公室的人带他穿过游客舱的门，是真的要给他找一个更好的不拥挤的客舱。但看到我他就不那么想了。他知道我成了少数族裔保留地的核心。他说他了解美国人。他还告诉了我什么？除了种族热情之外，他还有什么？他这么狭隘吗？我都不记得了。我好像没再见过他。

一个女人——年纪不大，但比十八岁的我年长——某天在船舱里跟我讲了更多他的事：明显他给一些乘客留下印象。这女人说，他厌倦了美国的偏见；她带着理解和仰慕谈起他。她说他要去德国生活。他的妻子是德国人；他在德国军队服役时遇见了妻子。他渐渐地喜欢德国人了。真是奇怪的经历！

在波多黎各出现过去哈莱姆区的特立尼达黑人，穿着紧身外套。这会儿是个去德国的黑人，来自哈莱姆区或者美国其他黑人区。他们都有与我相像的一面。但是我的亚洲背景抗拒和他们作比较；而且我远行是为了成为作家。我因害怕而不愿接受或面对其他事物；不论作为普通人还是作家，这点都不太可取。种族问题不是我理想的作家的写作素材，我尘封了自己的经历。甚至当我成为作家多年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