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而言那不是该待的地方。这种感情多少传递给了我。我没有向印度看去，我无法这样做；我的抱负让我向前看向外看，看向英国；但到底还是感到一种类似的谬误。在特立尼达岛，每当感到格格不入，我就克制自己，去关注眼前的生活。我童年的背景助长了那种等待和疏远的情绪。

我们生活在特立尼达，生活在因战争和运输困难而不再供应的物资的广告中。（那些美国杂志中克里斯游艇和斯塔特勒宾馆之类的广告属于另一个遥不可及的世界。）特立尼达很多广告是老派的药品和奎宁水，它们印在镀了一层釉的锡板上，挂在商店作为装饰，和出售的商品不相干，渐渐成为买卖的象征。后来在战时，当一座座简陋的小屋开始在西班牙港东部沼泽地建起，这些镀了釉的锡板广告时不时地被用作建筑材料。

于是，我习惯了在一个标牌失去了意义的世界生活。标牌和我所接受的教育一样带着抽象和武断的性质，如我没看过一部法国或者俄国电影却“研究”它们的能力一样，如我所说，这种能力就像是一个人试图仅通过街道示意图来了解一座城市。

特立尼达的情况也适用于其他地方。在西班牙港殖民百货商店的图书区有一两个书架的战时企鹅平装书（狭窄的页边空白，装订粗糙，书钉在潮湿的气候中迅速生锈，但是纸张的颜色、质地和气味都很好），企鹅丛书的封底有时印着英国商品的广告——巧克力、鞋子、剃须膏，我没有觉得奇怪。这些商品从未在特立尼达出售，当时也没有生产（广告上说是因为战争的缘故）。这些广告先前被制造商投放，为的是在战时保持品牌知名度，希望战争能有好结果。这些广告——其商品和现实的可能性相去遥远——我从不觉得它们奇怪。对我而言它们是我所追求的世界的浪漫，是承诺中的承诺，非常浪漫。

于是，我准备想象我此刻身处的伦敦并不是我所追求的那个完美世界。我孩提时在特立尼达，把这个世界放在远方，也许就放在伦敦。如今在伦敦，我能够把这个完美的世界置于另一个时代，一个更早的时代。这种精神或情感上的转变过程是一样的。

地铁站还有老式笨重的自动贩卖机，带有凸起的金属字母。里面已经没有糖果和巧克力，但十多年来没有人把它们拖走。它们像是房子里破损或者废弃的东西，却迟迟没被丢弃。离伯爵府两户远的地方有一片轰炸后的废墟，路上的一块裂口，此处的砾石原本是地下室所在，是房子的餐厅，就像我住的地方一样。这种废墟布满了整座城市。一开始我能看见它们，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