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是“反教权”的表现。“反教权主义”是我学到的抽象的欧洲史的一部分，是从特立尼达女王皇家学院的教师笔记和推荐教材中得知的。历史对我而言和法国或俄国电影一样抽象，但我能写有关它们的论文，正如能够在没有掌握法国历史，不了解其国王、侍臣和宗教教派，不了解这个历史悠久而伟大的国家的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情况下，写出有关法国历史的论文。

我十八岁时对世界的了解，不过是奥里诺科河入海口附近的那个殖民地小岛，是岛上的亚洲－印度社区，是社区中我的家族：小世界中的小世界；我对世界的认识怎能不抽象。我连对自己生活的社区都一知半解，更遑论其他社区。我对历史没有概念——很难把历史这么宏大的概念和我们的小岛联系起来。我对政府没有概念，只知道有殖民总督、立法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和警力。所以，我读过的有关历史和其他社会的内容都带着抽象色彩。我只能将其同我的所知相联系，因而我阅读的每一份资料都带给我幻想。

一九五○年，我像是向新世界进发的西班牙旅行者，像是带着崇高信念的中世纪人：远行是为了见证上帝创造的另一部分世界的奇迹，但是很快觉得奇迹稀松平常，只保留了一种探寻，探寻他们离开西班牙前就知晓能淘到的东西：黄金。真正的探险出现在有所发展的后期。我当时在英国恰似处于前期的中世纪西班牙的阶段，而我的教育、文学抱负和学业求索恰似西班牙探险家的信念和旅途的磨炼。像西班牙人一样，费大劲儿到达后，我见到的很少。像西班牙人沿着奥里诺科河或者亚马孙河，完成了一段漫长而艰险的旅行一样，能作为素材让我记录下来的很少。

我能记录的安吉拉的情况有很多，却单单记下了她“反教权”的态度。这是对抽象知识的证实。我感到激动，因为这正是我之前期望找到的东西。

战后欧洲人的流亡是我错过的一个主题。还有一个错过和它相关。

安吉拉从哈丁夫妇那里接手工作后不久，某个周六下午她带我去了一个房间，说给我看“一些东西”。看她的表现，这“东西”似乎是她刚发现的，是被解雇的哈丁夫妇应该负责的东西。虽然这不会是真的：安吉拉在这栋楼里住了有段时间了。

她带我去了三楼或者四楼的一个房间。这房间大而暗，比我的大多了。窗帘紧闭，房间里散发出尘土、尿液、经久不洗的衣服以及经久不洗的衰老身体的气味。仿佛这气味就挂在房间的黑暗中，仿佛黑暗是这气味的表达。有个老人躺在床上，他是气味的来源。有一根拐杖平放在床上。安吉拉对床上的人说：“我带人来看你了。”

他恍若未闻，开玩笑地拿起床上的拐杖掀起安吉拉的裙子，逗得安吉拉笑起来。她让我看个老人和他怪异的调情癖好；这是我的理解。她没有告诉我老人的其他情况，我也没问。现在我才萌生了疑问。他是不是战前就住到这里了，那时休息室还是休息室，餐厅也许是个真正的餐厅？战时他一直待在这里，然后老得搬不走了吗？之前哈丁夫妇给他送食物，现在由安吉拉代劳？他完全依赖这里的经营者吗？

我觉得他八十岁左右（虽然十八岁的我判断不出人的年龄），这意味着他出生于一八七○年。他出生在狄更斯逝世那年，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①出生那年，普鲁士人打败法国人那年。换个角度来看，是莫罕达斯·甘地出生一年后。他年轻的时候可能认识可以忆及十九世纪初期的人；他可能活在那些刚经历了印度叛乱②的人中间。如今在两次破坏性的战争之后，在甘地和尼赫鲁之后，他在伦敦维多利亚时代建的一栋大宅子里终了人生。如今这栋逃过战火的楼房对住户来说太大；黑暗房间里的老人对现在的住户而言是陌生人。这栋楼房引来一批新住户——我、其他亚洲人、安吉拉和其他地中海人，这些人仍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后来我又见过这个老人。那次他拖着脚在楼梯上走，脸上有一种古怪又有点好笑的不安。这一定是他脸上的肌肉长期维持某种状态而导致的；仿佛他的脸随着年龄轻微地抽动。他没认出我来，脸上保持着笑容。他专注于台阶，他要走很长一段路到大厅，然后到街上。那是夏季，八月末，但是他穿着大衣。大衣是深蓝色的，看上去很重，也许是以前定做的。他个子高，用来保暖的外套仿佛压得肩膀不堪重负。他拄着拐杖，身上的气味萦绕着他。我觉得他是要出门去散会儿步，这需要他准备很久。

有人来探望他吗？他的收入从哪儿来？我从未问起过。牛津大学第一学期结束后，我在圣诞节期间回到这里，也从未问起这个老人。安吉拉从没说起他。之后我从未见过他。我觉得在我那次看见他穿着厚重的蓝外套下楼梯后的这段时间，差不多十二周，他在某天死去了。我需要寻找过去，而这个人是一条线索，对我而言如此珍贵。但是我没有问起这个老人。

①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1870－1945），英国诗人、作家和翻译家，曾是英国文豪王尔德的恋人。

②指1857年到1858年在印度北部和中部，英属东印度公司服役的印度士兵发动的反对英国统治的民族起义，英国人则称其为印军哗变或印度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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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不光是我当时太稚嫩，不知道该写什么。主要还是因为我所受的教育（其中最有“文化”、最美好的一部分